法家、儒家都得到了推广。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就一直推行法家的治国理念。直到汉朝汉初采用黄老之术。也就是道家学说。与民休息。采用轻徭薄赋，尽量少发动战争。于是才有了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开始变道术为儒术，重用儒生治国。但是并未独尊儒术。所谓独尊儒术，只是后世的曲解。就如同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秦始皇实际上并未坑儒，他坑的是方士。汉武帝也一样，他并未让儒术一统天下，他只是在选拔官员的时候更多地从儒生中选拔。当然，儒生更容易被选拔为官员，于是民间自然就兴儒术。实际上汉朝以及其后的各个王朝都是内法外儒。或者可以说是“王霸并用”。王道即儒术，霸道即为法术（法家学说）。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体系中一直是儒法并用。统治者即帝王用法术，而所选拔的官员用儒术。历来如此。大概只有王莽的新朝有些例外。他是从里到外都用儒术。结果有目共睹。中国儒法并用倒也不是什么心口不一，只是各有分工罢了。因为帝王术是怎么回事谁都知道。而且帝王大位早已确定，谁也不抱着当帝王的心思，于是大家都老老实实地学儒术。而帝王在其幼年读书的时候，反倒不只学儒术，还要涉猎帝王术（即法家学说）。因为儒术可以使人向善，可以提高人的自身修养。而法家学说则可以防止人为恶。帝王当然要官员心地善良。而作为最高统治者却不得不防人为恶，不利于社稷。儒法并用，从实用角度出发，是中国古代统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实际上从治国来讲单用儒术不行。因为儒家学说虽然可以使人向善，但是也最容易制造伪君子。有时候看看曾参的言行总觉得他是在作秀。至于法家学说虽然可以防人为恶。但是却也使人互相算计互相明争暗斗。或者用儒家的话说就是使人变得无耻。就像秦末人与人之间处处算计，处处阴谋。 法家并不是今天所谓的以法治国。它实际上强调的是帝王术——法、术、势并用。法家的法与今天的法律还是不同的。楼主最好读一读韩非的《韩非子》这样会更好的了解法家。
还有再说几句，四书五经不是从汉朝就确定下来的。而是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出现以后，是朱熹确定的。而只强调四书五经是明以后的事。明朱元璋在确定科举考试的内容时，规定考题只从四书五经中出，而且以朱熹的注为准。考生只能代圣立言。而在汉唐时代儒生修习的实际上是六艺与六经。这些东西都学下来，那会成为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所以在这种教育之下，中国古代出了一大批文武兼备的人才。如关羽、张飞（人都道豹头环眼猛将军，殊不知他精于书法，善画美人工笔）、王羲之（人们都道字圣书法，殊不知他官拜右将军是一员武将）、曹氏父子（且不说曹操横槊赋诗，有谁知曹丕亦精于剑术，堂堂猛将竟不是他的对手）李白（诗仙也曾仗剑行天下）、范仲淹（人们都道其文采《岳阳楼记》更是脍炙人口，有谁知范文正公，统兵西北、经略山西，几乎活活困死西夏）……明前之儒绝非清后之腐儒，还望9楼的仁兄多读读书，以免贻笑大方。如果依照阁下所说，中国历来是一个自甘堕落不思进取的国家，如何能称雄世界，创立了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被断绝的文化体系。而且又拥有长达千余年的强盛。如何会出现“敢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的豪气，又怎会有“一汉抵五胡”的神勇。其他国家如何又会臣服于中原王朝，恭奉中国皇帝为“天可汗”。
这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决定的，否则就陷入了英雄人物决定论的范畴。这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儒法合流使儒家教义即有了传统儒家的礼又有了法家的约束性规范，从而有利于王朝的统治，渐渐为诸王朝所取。
这要从先秦说起，春秋至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西周确立起来的那套礼仪制度已经不再有约束性，人们所尊崇的共主周天子在诸侯的心中没有了地位。各个诸侯国
相互攻伐，谁的国立强谁就能生存，否则只能为他国所灭。因此诸侯国纷纷变法，采用各家学说，这也正是百家争鸣的一个原因，而各家学说中，法家的学说更能在这一乱世，使一国变强，因为它强调功利性。秦的逐渐强大并最终吞灭六国更能证明这一点。
大一统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看错了形式，将法家绝对化，崇尚法律到疯狂，想做到一切皆有法式，这恰恰是做不到的，虽然他曾将法律深入到社会个方面，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法律。由于法律的苛刻，人们经常违背法律，因而人怨沸腾，致使强大一时的秦朝瞬间崩塌。
刘邦建汉后，陆贾一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使这为市井出身的小吏恍然大悟，他采“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来消除亡秦暴政的影响，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法律，法律在任何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的。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此时国力非常强盛，北边匈奴却还气势汹汹，这让这位有抱负的皇帝受不了，“无为而治”显然不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因此他必然会抛弃这一思想。儒家经过秦朝的沉寂后，在汉已经有所发展，它融入了法家、道家的内容，经董仲舒的推广，为武帝所采用，最关键的是它适应了社会的发展，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有利于封建统治。此后儒法合流继续发展，至唐朝时儒法合一，“出礼则入刑”，并有高度的律学水平。当一个王朝建立后，其制定的法律，必然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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