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以后，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国民党右派已经变成了反动派。所以称为国民党反动派。 “反动”（Reaction）一词在西文中，最初只是“中性词”，意为“反对”，与“动”（Action）相对立；即使在政治上，也只是指反对政治或社会变革，并非贬义词。《反现代派》的卖点在哪里呢？我看就在对“反动派”一词的拨乱反正上。
也许，在这个星球上，法国文人最异类，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这倒不是说他们喜欢玩弄辞藻、噱头，或爱走偏锋，而是关注常人熟视无睹的要害货色，且成色十足。从左拉、巴尔扎克、萨特、邦达、福柯到罗兰·巴特，都是这派人物。随便拿一个出来，至今都有卖点。左拉的卖点是“我控诉”，巴尔扎克的是“守财奴”，萨特的是“他人是地狱”，邦达则是“知识分子的背叛”，福柯爱拿“微观权力”说事。可惜的是，这些“大人物”都已作古，也被好事者翻来覆去“炒烂”了。好在法国盛产这类文人，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贡巴尼翁的卖点在哪里呢？我看就在对“反动派”一词的拨乱反正上。以往“左倾”思潮当道时，“反动派”和“反革命”一样，都属“坏人”。比如，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有“地富反坏右”之说，其中的“反”就是“反革命”。现在中国的刑法上已经没有“反革命罪”这一罪名了。其实，在“反动”的观念史上，“反动”（Reaction）一词在西文中，最初只是“中性词”，意为“反对”，与“动”（Action）相对立；即使在政治上，也只是指反对政治或社会变革，并非贬义词。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反动”却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词，逐渐贬义化。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了“反动”观念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反动”与否，还只是理论问题，至多遭启蒙思想家们“口诛笔伐”一番；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它就成了生死攸关的事了。
不过，贡巴尼翁很聪明，虽然是大学教授，却没有像写教科书那样，把从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的反现代派（也即现代性的反动派）脸谱化。“反现代派的说法不是单义的”，即使在反革命、反启蒙、悲观主义、原罪、崇高和抨击等论题上，这些反现代派们也是观点各异。作为法国文学史的大家，贡巴尼翁对他们的生平和著作实在是太熟悉了。他奇妙地把他们的观点、交往与逸事编织成一幅历史背景网络，让他们的各种观点和倾向作为图像凸现出来，生动而有趣，一再印证了这些反现代派其实是“自由的现代派”，是与现代派“一体两面”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反现代派是现代派的反面，凹陷，它的不可缺少的皱襞，它的储备和它的源泉。没有反现代派，现代派就要走向灭亡。”
有趣的是，贡巴尼翁得出的结论却不再是文学的或历史的，而是哲学的，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至少，在仔细读完《反现代派》后，我感受到的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反讽性。这一反讽性就在于现代派与反现代派在针锋相对的同时，亦存在着同谋关系。比如，德·迈斯特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现代派。他也反对专制君主，也认真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过，“他用卢梭的语言反驳卢梭，用大革命的论据批评大革命”。在他看来，反革命并不是倒退，而是和革命属于同一个历史时代，是革命的下一个阶段。他甚至认为，大革命可能会为君主政体服务，即“一旦革命运动确立了，法国和君主政体只能由雅各宾派来拯救”。不过，让人不得不接受的是，历史恰恰证实了大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这一共谋关系。
从贡巴尼翁的“反现代派”的谱系上看，德·迈斯特算是确立“反现代派”纲领的第一人。简言之，反现代派就是奉帕斯卡尔为精神导师，反对笛卡儿的大理性主义，强调机智、直觉、反讽和深刻，反对概念、机械和秩序。这一切经过夏多布里昂、勒南、布鲁瓦，逐渐演变成反现代派的传统。不过，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柏格森强调生命体验和冲动，一时成了帕斯卡尔的当代化身，并被贝玑、马里坦等人用来批评现代世界的工具。不过，好戏刚开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就变了味。贝玑等人非常喜欢柏格森早期的两本哲学著作《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和《物质与记忆》，大赞柏格森发现了一个新的永恒世界，其中有的只是绵延、事件和有机体。但是，自从柏格森发表《创造的演化》之后，贝玑和马里坦等人就觉得柏格森转向了，开始迎合现代派，倡导一种不断增长的进步观。1914年2月，当柏格森被选入法国学士院时，贝玑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柏格森进了学士院，因为他同索邦大学和解了。”潜台词似乎是“柏格森最后还是被现代派的体制收买了”。
不过，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据波夫娃和梅罗－庞蒂的回忆，以现代派大将布隆施维克为代表的索邦大学从来就没停止过对柏格森的攻击和嘲弄。可是，不管柏格森如何辩解，他都成了反现代派的靶子。其中，攻击最烈者，要数那个有点神经质的朱利安·邦达。如果说德·迈斯特的反现代派的观点还能一以贯之的话，那么朱利安·邦达对现代世界的态度却经常会发生“观点的变形”。也许是得了左派狂躁症，邦达常常会因为“移步换景”而乱了步伐，让自己的观点变了形。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原来是柏格森主义者，后来摇身一变，成了理性主义者。在他看来，柏格森主义倒是现代世界的核心思想，而反现代派却是古典主义、理性、普世价值、传统、秩序和权威的辩护士。这整个把从德·迈斯特以来的反现代派的纲领颠倒了过来。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时代在二十世纪初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柏格森主义之类的时髦思想把从笛卡儿以来的现代派挤进了传统之中，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最新的现代派。
写到这里，我也不免有点眼花缭乱了。不过，文人之间打笔战，终究是“动口不动手的”。若是转到政治人物身上，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就不是什么轻松的话题，而是性命交关的事了。比如在1938年发生的“莫斯科审判案”中，布哈林这个布尔什维克的著名理论家竟被斯大林指控为“反革命”和“外国间谍”，曾指使社会民主党人卡普兰刺杀列宁，暗杀了基洛夫等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布哈林却在法庭上承认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当时西方很多人相信是布哈林熬不过酷刑而最后招认的，而今天又有档案显示，他是为了保护年轻的妻子和幼子的生命，而违心认罪的。
其实，无论是酷刑，还是因为亲情，布哈林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和无辜的牺牲品。作为布尔什维克，他和斯大林一样，都想把苏联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他和斯大林是同志，也是“同谋”。但是，在如何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他却反对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坚持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通过振兴农业来建设强大的国家。
因此，准确地说，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而非“反革命”或“反动派”。但是，历史的诡秘之处就在于，它只选择一个，而另一个必须牺牲掉。从1928年到1938年，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日益得势，苏联的国家安全也变得十分严峻。于是，人们开始相信布哈林的经济政策削弱了苏联的国力。很可能，布哈林就是在这个氛围下违心地认罪的。但是，布哈林只是为了他和斯大林的共同事业（即共产主义）而“相忍为国”的，其实他心里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就在自己被捕之前，他恳请新婚妻子默背下自己的遗嘱“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在信中，他坚信历史将会还他以清白，他不是“叛徒”，更未刺杀过列宁。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还是这个历史，它真的在五十年后还布哈林以清白，最终向世人昭示布哈林是有道理的；客观上破坏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恰恰是斯大林，而布哈林的农业政策从长远来说更加有益于苏联的强大。可惜的是，这一历史的正义姗姗来迟，很快历史就翻开了新的一页，苏联成为了历史，只能供人凭吊了。
不过，布哈林的冤案从定案到平反，却也说明了他如何从一个政治反对派变成一个政治反动派和反革命的，最后又被历史还原为受害者和牺牲品的过程，恰好为“反动”一词从中性到贬义的意义建构过程，做了标示。
这样看来，贡巴尼翁说得不错，“没有反现代派，现代派就要走向灭亡”，革命派与反动派的关系亦是如此。因为历史不是个体实践的简单堆积，而是所有个体实践之间不断交错成形的过程。理解历史的意义，就是去弄清楚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各种不同观点或意见是如何在历史处境中相互纠缠、交错和对立的。任何人的选择都不是孤立在其他人的选择之外的，其意义与责任不仅仅依赖于他自己的善良意志，而且更取决于其他人的看法。因此，对于历史事件中的每个人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任何选择都不免带有冒险的色彩；对于政治家来说，更是在拿生命做赌注。法国大革命、布哈林的冤案、麦卡锡主义都一再为这一切做了注脚，说明了反动派与革命派或正统派之间是血脉相连的。
不过，仅仅对“反动派”一词进行辨析，把“反动派”还原为“反对派”，是不够的。因为它无法保证人们不会再把“反动”一词贬义化，把反对派丑化为“反动派”或“反革命”。即使时空转换，人们亦会“好了伤疤忘了痛”。记得苏格拉底在拒绝学生助其逃亡时说过：“别处的人不会比这里的人更容忍我。”实是至理名言。所以，在我看来，在贡巴尼翁的《反现代派》之后，实在应该再有一本研究如何在制度和教育上确保反对派不被贬义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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