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学说对后人的影响是好是坏？

Question

如题

Answer 1

当然是好 孔子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开创学说。我说“开创学说”，是说孔子本人的学说并不包含我们现今所讲的儒家学说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全部。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就说过：“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篇》）韩非是研究过孔子及孔门各家学说的，他的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战国时代几个大儒，取舍已很不相同，如孟子取“仁”；荀子取“礼”；子夏居魏地，为魏文侯师，他是传经大师，又和法家关系密切。看来，他们同是儒家。同传孔子之学，但各有侧重或创新。战国以后就更是这样了，像董仲舒、程朱陆王，他们的学说距孔子的原始儒学尤远，尽管他们都自称孔门嫡传，都表示虔诚地拜在孔子的门 下。 对原始儒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现时代的人认识也不同。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奴隶说话，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封建立言。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有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 研究孔子，根据什么？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列子》记杨朱的话说：‘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一是《春秋》。孔子用鲁史官所记《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凡242年。《春秋》这部书对于孔子来说与其他经书大不相同。孔子自命为“继周者”，且自命为下一代的“新王”。“新王”之礼就寄托在《春秋》里面。孔子说：“吾志在春秋。”孟子也曾转述孔子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孔子在周道衰微时通过修《春秋》以拨乱反正，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是著作，也是著作。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 二是《论语》。关于《论语》的流派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 三是《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四是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再就是孔子后学追记下孔子的一些语录，片言只语在所难免。凭书籍研究孔子，由于根据不一，理解各异，见仁见智，发生争论是极正常的。因此，要研究孔子，弄清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十分重要的。

Answer 2

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把仁与礼相统一的最佳状态称之为“中庸’。孔子的学说体系以人道为重点，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孔子是打破“学在官府”局面，开创“私学”的第一人。他的弟子有3000多人，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删《诗》、《书》，编《春秋》，钻研《易》、《乐》、《礼》，集以往文化思想之大成，创立了儒家学派。他的言论和事迹保存在《论语》和先秦其他典籍中。 孔子的思想体系以礼为出发点。他认为礼治是社会得以安定的必要保障，唯有实行礼治才能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秩序。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论语·季氏》〉他认为春秋时期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己，其根本原因就是“礼崩乐坏”，因此要使社会由乱变治，就必须恢复礼治。他明确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周”也就是恢复周朝礼治，而恢复周礼首要的一条就是正名。孔子在卫国时，子路问他：“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莫先？”他直接了当地回答:“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自己的等级名分尽义务，作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作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作父亲的要像父的样子，作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总之，正名是治理国家的首要环节。复礼、从周、正名等主张反映出孔子思想带有浓厚的传统，但他并不抱残守缺，他一面维护传统，一面超越传统。这表现在他从新的视角看待礼法，对周礼作了损益。他认为礼不仅仅是礼仪条文的总汇，不是一套死板的规定。 礼作为形式来说，是要表现深刻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仁”。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实质，复礼是行仁的手段。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子路》）这样，孔子便从“礼”这一传统观念中引申出“仁”这一新的观念。在《论语》中，仁字出现了109次之多，可见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关于仁的种种说法中，这一条最精辟。 所谓爱人，也就是主张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来看待，这是一种原始的人道主义思想。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隘的宗法血缘观念，发现了人类的存在。他承认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强调道德意识是人普遍具有的特质。因此，他主张用仁爱原则协调人际关系，实行“忠恕之道”。所谓忠恕之道，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应当作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应当作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在躬行仁道的道德实践中，实现人的价值，成就理想人格。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圣贤、君子。如果说礼是孔子学说体系的出发点，那么，仁才是这－体系的核心和实质。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一方面，仁受礼的制约，行仁不能超出礼规定的范围。孔子不赞成没有差等的仁爱，因为这将模糊上下尊卑的等级名分界限。另一方面，仁又规定着礼，只有与仁紧密结合的礼才是合理的。有些陈规陋习虽有礼仪方面的根据，如杀殉、专横、暴敛等，在孔子看来也是非礼之举。孔子把仁与礼相统一的最佳状态称之为“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既是理想的道德境界，又是一种方法论原则。中有中正、中和的意思；庸是用的意思，合起来说，中庸也就是“用中”。 孔子在评论他的两个学生时说，“师也过，商也不及”，结论是“过犹不及。”因为无论是“过” 还是“不及”都离开了中道，这也就是说只有排除极端，维系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和平衡才算达到中庸。他还指出，礼是衡量中庸与否的具体尺度。他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这样，孔子便把“礼”、“仁”、“中庸”连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就是孔学的基本框架。 孔子认为，“礼”、“仁”、“中庸”等观念的形成，需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他经常教导自己的学生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不耻下问”等名言隽句，被后世学者视为座右铭。他创立的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法，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孔子的学说体系以人道为重点，对于天道谈得不多。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没有明确否认传统的天命观念，他在不得志或懊丧的时候，曾发出这样的感慨，“道之将行也歇，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但他并没有把天看成有意志的人格神。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把天描绘为四时交递、万物繁衍的自然过程，一点也没有神秘色影。对于鬼神，孔子则抱着敬而远之，存而不论的态度。学生向他请教神鬼方面的问题，他含糊其辞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在他看来，现实的此岸世界比虚幻的彼岸世界重要得多。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无神论观点，但也表现出相当鲜明的理性精神。这就在天命鬼神观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开始分化。据《韩非子·显学》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在这八派中，以孟柯为首的“孟氏之儒”和以苟况为首的“孙氏之儒”在理论上的贡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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