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出生在英国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菲尔德·普莱斯。当时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正在激烈的斗争中向前发展。雪莱出生在一个富有的世代贵族的家庭，他的父亲提摩太·雪莱曾任议员，是旧制度、旧思想的坚决拥护者。
12岁那年，雪莱进入伊顿公学。当时的校长是英皇乔治三世任命的基特博士。基特博士的信条之一是：“鞭打制”是造成“完人”的一种必要手段。
“孩子们！不许胡思乱想！否则，我要用鞭子抽你们，直到不再胡思乱想为止！”、“说谎是敬畏师长的一种表示。”这些都是这位校长的名言。伊顿公学提倡读死书，轻视和鄙视科学。学生中盛行所谓“学仆”的制度，低年级的学生必须成为高年级学生的奴仆，不但要为“学长”们铺床叠被，稍不服从，还少不了挨一顿打。多数小孩子慑于大孩子的淫威下，只好做奴仆。但是雪莱并不像一般新生那样忍气吞声，他公然反抗，严词拒绝服从“学仆制度”，他不听“学长”的话。雪莱想：他们野蛮无礼，我就要文雅而有礼；他们弱肉强食，我势必要同情弱者。他发誓要公正、智慧而自由，永不屈服于权威，哪怕只能选择沉默。结果，他被宣布为“不轨分子”、“疯雪莱”。雪莱的这种反抗的个性如火一样燃尽了他短暂的一生。
1810年，雪莱进入牛津大学。这儿似乎比伊顿公学自由一些。他终日沉醉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满屋子堆放着他的物理化学实验仪器，同时仍读法国百科全书派卢梭、伏尔泰等人及英国洛克、休谟的哲学、政治著作。雪莱不仅在哲学、政治学等方面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按当时水平来说，也是十分惊人的。雪莱深受英国自由思想家休谟以及葛德文等人著作的影响，习惯性地将他关于上帝、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的想法写成小册子散发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并询问他们看后的意见。
该年寒假前，雪莱的父亲接到印刷商的一封信，雪莱要印一部《圣·伊尔文》(或名《罗西克洛辛》)的小说稿，其中有些“不妥”之语，颇为“危险”。雪莱之父大怒，即通知出版商，拒绝付印刷费。雪莱放假回到家里，不但受到父母的冷遇，而且失去了他初恋的情人。假满返校，雪莱更加勇敢地反抗了。他在别处印成了一种叫《论无神论的必然性》的小册子，不但公开出售，而且挑战似的寄给每位主教一册，请他们反驳。不过，作者的名字，他署了一个假名。牛津当局立即请雪莱去问话。要他承认这书是他所著。雪莱根据英国法律回答：“你们无权强迫我回答这个问题！我有权拒绝，国家不是规定‘出版自由’的吗！”但他立刻被牛津大学开除，他的同窗好友霍格为他打抱不平，也被开除了。
《论无神论的必然性》是一篇强有力的唯物主义著作。其论点是：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必须有三方面的证据，即感觉经验、理性和圣书上的“见证”。牛顿因无法解释宇宙的原动力而假设了上帝的存在。但这不是弄得更不能自圆其说了吗？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因此无神论是必然的。
雪莱这篇论文是在猛烈攻击当时的政治，因为在当时宗教是政治的某种化身。雪莱被开除后，生活无着。雪莱的父亲是一位墨守成规的乡绅，他乘机软硬兼施，企图使雪莱就范，要他公开声明自己与《论无神论的必然性》毫无关系，而雪莱拒绝了，他因此被逐出家门。后来在亲友的调解之下，雪莱的父亲才同意给他每年200镑的生活费。
顽固的父亲停止对雪莱的接济，造成他生活的困难。但这没有挫伤他的革命锐气。他一直号召群众做有道德有智慧的人，以博得国际的尊敬和支持，取得民族自由和宗教解放。
1815年1月，雪莱的祖父去世。按照当时的长子继承法，雪莱的父亲确定雪莱每年可以得津贴1000英镑，同时偿还了雪莱历年在外的欠债。从这年秋季起，雪莱逐渐进入创作的盛年。
1822年7月8日，雪莱从里窝那乘船返回勒瑞奇，途中突然遭遇风暴，船被吹翻，结束了诗人30岁的年轻生命。经过了好几个漫长的日夜，人们才在沙滩上发现他的尸体。按照当地的法律，任何海上漂来物都必须付之一炬，于是雪莱的遗体就由拜伦和特列劳尼安排火化。
雪莱的骨灰被送往罗马，安葬在塞斯乌斯的金字塔旁的新教徒公墓，墓碑上刻着诗人的姓名：珀西·比希·雪莱，他的姓名底下还刻有这样两个拉丁词：众心之心。这简洁的铭文是他的妻子玛丽对他的品格所作的鉴定，也是对雪莱最真实、最深刻的赞语。
马克思评价雪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雪莱的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笔，极力地为人们争取一个公平自由的“新世界”。他实现了自身价值，但这不是他居功自傲，而是人们赋予他的最高荣誉——“众心之心”。很多人的一生，都为实现着自我的价值而奋斗。而人的价值，是不能只局限于“小我”，而应该放逐到“大我”里，人性才能得以释放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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