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又名《道德经》，分《道经》、《德经》上下两篇，为老子所作。老子是道家始祖，是我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 庄子，名周，字子休，战国中晚期宋国蒙城（今河南商丘）人，前369-前286著名哲学家，他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自本子根”、“无所不在”的，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辨证法因素。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有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 他们的不同: 庄子认为生死齐一，无就是有，有就是无，实则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其意常超出生死有无之上。及其末流，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故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因而有与世同波、安时处顺一说，老子认为天道无为，实则无为无不为并重。《道德经》上下两篇，一曰道，一曰德，德者得也，两篇中一半篇幅是在讨论“得”。“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用心乃在不去。庄子在社会观方面，只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所谓“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恢恢乎其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其精义为艺术论。老子在社会观方面是一种独特的治世哲学，所谓“反者道之动”，“负阴而抱阳，知雄而守雌”，“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章、二十八章、四十三章。)，其精义合于兵法。《庄子·知北游》：“光耀曰：‘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以至此哉!’”对于绝对知识的追求如同飞蛾扑火，有一去不复返之势，在抽象思辨的本体论方面长足进取，一贯到底。而老子在本质上则是致用的。老子说：“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行文常以圣人称，如侯王之说策。致用治世和消极处世，这是老子和庄子的最大差别，也是老子所以能先于儒墨诸家而与秦及汉初的政治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早期道家学说在社会政治实践上共有三条出路。其一是老子的“无为而治”。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战国汉初又称为“君人南面之术”、“黄老道德之术”。汉初，儒学也称为“儒术”，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与儒学同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其二是庄子的齐生死和归根，认为人生的意义是被动的，生如得死如丧，因此要安时处顺。这基本上是指人的生命价值而言，是一种人生观，而不涉及社会政治因素。其三是庄子的随波逐流，要求人要因俗、因众，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一种消极处世的社会观。此外，在秦汉以后又有道教和方士，在人生和社会实践上主张养生、长生，有符录、内外丹等方法流派，但都已不是早期道家的本意。 道家在逻辑思维形式上有“相反相成”和“大象无形”两种高低不同的层次。相反相成是两个相反相成的概念互相对立，比如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等。大象无形是绝对的独立自存的概念，具有最大范围的内涵和外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相对称的概念与之对应，没有任何概念与之相参照，以致于这个概念本身也无名无形。这个概念比如称作“大方”、“大器”、“大音”、“大象”、“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辩”等等。老子再三论述的"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中的“翕”与“张”，“弱”与“强”，“废”与“兴”，“夺”与“与”，和“曲则全，枉则正”中的“曲”与“全”，“枉”与“正”，“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的“柔”与“坚”等等，都是属于相反相成的层次中的成对的概念。老子在哲学本体论上虽然有道论的形而上学的成就，但是在政治观和社会观上，却很大程度地引申于较低的相反相成的层次。而 庄子主张“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所可用乃为予大用”，庄子的人生追求是要求与“大象无形”的绝对概念相一致。老子多言阴阳，庄子多言有无。阴阳是相互对应的一对概念，二者互为消长。有和无不仅是相互对应，而且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二者异名同实，各自代表着抽象思辨中的不同环节。阴阳是宇宙构成的概念，有无是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老子注重阴阳对立概念的倚伏变化，其结果自然是要倾向为一种人道实践的策略方术。而庄子执着于本体论上的一贯追求，其结果也只有以牺性人的独立人格和人生实践为代价。《庄子·天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人之于道，如同器物之于大冶造化，须怀着十分的恭敬，谨慎郑重，决不可以任意。 老子和庄子虽然有极为相同的道论、认识论和逻辑推理，虽然同为早期道家的哲学大师，但是在社会实践方面，却有着不同层次的引申，有着方向相反的哲学目的和社会观。老、庄虽同为道家大师巨匠，但如从人道和政治实践的角度予以划分衡量，二人却要属于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想体系。老子与早期儒家以及其他先秦诸子趋向一致，而庄子则独立于诸子百家之外。以上是对于老子和庄子的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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