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在可见的史料，六朝前的剥皮之刑只是剥人面皮，后来便进而剥人全身的皮了。元朝初年时，元祖忽必烈诛杀了阿合马籍没了他的家。阿合马有个爱妾名叫引柱，武士们搜查时从她的衣柜中搜出两张熟好的人皮，每张皮上都连着两只完整的耳朵。问她存放这人皮有什么用，引柱说，这是诅咒时用的，把它放在神座上，发咒语时人皮就会出现应声。世祖下令把引柱和画师陈某及阿合马的另外两名亲信曹震圭、王台判共四人，剥皮示众。
明太祖对元末贪官污吏极其痛恨，也深知官吏贪污横行对朝廷统治的危害。他即位后，采取严厉的措施惩治贪污官员，最残酷的一个刑罚是“剥皮”。
朱元璋曾告诫百官：我以前在民间时，见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我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贪污蠹害百姓的，严惩不恕。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他颁布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剥皮楦草。在哪里剥皮？当时地方各个府、州、县、卫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所以老百姓又称土地庙为“皮场庙”。
剥皮之刑很惨酷，把人皮楦草悬挂则更加瘆人。塞满了草的贪官人皮袋子挂在哪里呢？有两处地方：一是官府衙门的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稻草的人皮袋，以警诫在职官员“好好工作”；二是把人皮袋子悬挂于特设在衙门左旁的土地庙中，用刑之各种器械列为庙中仪仗，用作警诫官员。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定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正在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朱元璋深感不安，以谋反罪将其逮捕下狱，并被剥皮实草，抄家，灭三族，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一万五千人。为警诫群臣，朱元璋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中国古代的一种司法文书。）为《逆臣录》。史称“蓝玉案”。
威慑和整治贪官
朱元璋用屠刀惩治贪官污吏，竟采用骇人听闻的“剥皮示众”酷刑。用重典严厉惩治贪官污吏，该杀的杀，该下大狱的下大狱。
朱元璋出身贫寒，体悟民间百姓疾苦，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明实录类纂·司法监察卷》有载：洪武四年，朱元璋针对元末贿赂买官成风、官场腐败的弊端，下令凡官吏犯受贿罪，严惩不贷。他还颁布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杀！据《中国全史·皇帝史》所载：朱元璋感到对贪官污吏光砍头、充军不足以惩戒后来者，便施行比那“千刀万剐”的凌迟处死更残酷的“剥皮”刑法，把贪赃官吏活生生地剥下皮，再在人皮中填满乱草，缝合起来依旧是个人形，挂在各级官衙内外“示众”，让每天上下班的官员见之心惊胆战，不敢贪赃枉法。
那么，这“剥皮”酷刑是如何行刑的呢？或许是本人眼拙，翻遍《明史》、《明实录类纂》均未果，却在《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看到有具体描写，鲁迅则是引用屈大均《安龙逸史》所载，尽管说的是南明永历帝时的事，但其“剥皮”行刑之法应该是明朝历代所传承。永历帝御史李如月弹劾秦王孙可望未准奏，孙可望即命党羽李应科将李如月剥皮示众。应科使人先将李如月绑缚至朝外，搬来石灰一筐、稻草一捆。如月问：“如何用此？”答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道：“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应科等把如月脸孔朝下死按在地上，用利刀剖开脊梁及臀部，如月大呼：“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对孙可望骂不绝口；等剖断手脚转至前胸，如月还微声恨骂；一直剖至颈部，才气绝而死。党羽就用石灰渍干剥下的皮，再用线缝合起来，塞上稻草，移至北城门通衢阁上高悬。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剥皮”酷刑是何等残忍！在朱元璋那儿做个贪官也有点难。朱棣时，剥皮之刑就不仅仅是针对贪官了。朱棣夺取皇位后，便对建文帝的忠臣景清剥皮。景清行刺朱棣未能得手，被擒获后朱棣一怒之下命“剥其皮，草揎之，械系长安门，碎磔其骨肉。”明武宗朱厚照则对被俘的义军首领处以剥皮之刑，把剥下的皮制成马鞍，供自己骑马用。
嘉靖年间
嘉靖年间，著名抗倭将领汤克宽率兵平定海寇，将海寇首领王艮俘获处死，把他的皮剥下来蒙作鼓面，叫“人皮鼓”。这鼓放在北固山佛院内，后世不少人都见过它。它的声音不如牛皮鼓响亮，据说因为人皮比牛皮纹理厚而没有牛皮结实，所以它的声音不如牛皮。明初洪武时，韩观任两广提督，杀人成性，曾剥人皮作成坐褥，这人皮剥得非常完整，耳目口鼻俱全，把它铺在座椅上，人脸正好在椅背上，头发披散在椅后，韩观升帐就坐着这人皮，以示威严。
天启年间
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时也常用剥皮的手段。当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而且，魏忠贤剥皮的方法非常奇特。有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个人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人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肯定会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感到害怕，有的劝他说话要慎重，不然会招来灾祸。那人大声说：“魏忠贤虽然专横，他总不能把我剥皮，我怕什么！”当天夜里，众人都在熟睡，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几个人，举着火把照了照每人的面孔，把那位说大话的逮走了。不一会，又把一同饮酒的另外四个人也逮了去，带到一处衙门，先捕的那人一丝不挂躺在那里，手和脚都钉在门板上，堂上高坐着一使衣装鲜丽的显官，正是魏忠贤。魏忠贤对四个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不妨试一试。”就命令手下入取来熔化的沥青浇在那人身上，过一会沥青冷却凝固，用锤子敲打，只见沥青和人皮一齐脱掉，形成一幅完整的人的皮壳。那四个人吓得半死，魏忠贤对他们每人赏给五两银子压惊，把他们放走了。 明末清初时期，明朝叛贼张献忠将人剥皮的事例很多。他大概是因为亲眼看到了蓝玉被剥的人皮，所以他也对明朝的官员予以剥皮。他不仅使用了明朝皇帝曾经使用过的剥皮手段，而且还有不少独出心裁的花样。张献忠入蜀后动不动就拿人剥皮，而且大都是活剥。剥皮时，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脊背往下到肛门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问两侧撕裂，背部和两臂之间撕离开肉的皮肤连在一起，左右张开，就像两只蝙蝠翅膀似的。这样被剥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断气。如果被剥的人当场致命，行刑的人就要被处死。3当时成都府彭县有个叫龚完敬的，本是崇祯十年（1637）进土，崇祯十六年（1643）因死了父亲回原籍守孝，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他表示降顺，被授予官职，但他心里不愿背叛明朝。张献忠想杀他，把他的仆人抓来问龚完敬每天在家中干什么。其中一个叫龚应登的仆人说，完敬每天五更时起床焚香祷告，不知祷告些什么，每天退朝回来只是叹气，不说一句话，过节时给祖宗绕纸后，记帐单下只写乙酉字样，不书大顺年号，等等。张献忠听到“不书大顺年号”这一句，勃然大怒，喝令刀斧手把龚完敬拿下，推出朝门，活活剥皮，并把剥下的人皮揎上草，晓谕四方。龚完敬的弟弟龚完淳、龚完敬熙及家属婢仆共一百余人同日处死。
张献忠的部下孙可望后来假降南明，被永历帝朱由榔封为秦王。他也是个惯剥皮的能手。永历六年（即顺治九年，1652），孙可望杀了陈邦传，并剥下他的皮传示各地。御史李如月向永历帝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永历帝不敢得罪孙可望，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孙可望的亲信张应科知道了，就向孙可望报告，孙可望大怒，立即命令张应科把李如月抓来剥皮。张应科遵命逮捕李如月，绑在朝门外，又准备了一筐石灰，一捆稻草，放在他面前。李如月问这是干什么用的，一个人告诉他：“这是揎你的草。”李月如叱骂道：“瞎眼的奴才！这草颗颗都是文章，节节都里忠肠！”不一会，张应科站住右边角门台阶上，传达孙可望的旨意，喝令李如月跪下，李如月又骂道：“我是朝廷命官，岂能跪听反贼的命令？”于是步行到中门，向永历帝居住的南宫行跪拜礼。张应科命令把李如月扒掉衣服，按倒在地上，用刀割开脊背的皮肤，直到臀部，李如月大叫道：“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喊着孙可望的名字痛骂。剥皮剥到四肢时，把他的手和脚都砍断，再把他翻过来剥前胸的皮，这时李如月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了，仍能听得出是在骂人，直到最后砍断脖子时，李如月才死去。张应科又指使从人把李如月的皮用石灰渍干，用线缝好，中间塞满草，送到北城门通衢上悬挂起来。后来孙可望出卖西南军情虚实，使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后来清廷封他为义王，并被封为汉军正白旗。 满清统治时期对内酷刑之一，满清剥皮手段之多，僧格林沁围困连镇，太平军有被清军俘获的全被“剖视肠腹”。
1855年1月17日，东西连镇太平军出营攻敌，清军俘获“活长毛老贼二名，俱系江西人”，凶残的僧格林沁下令将“二贼扒皮处死”。
1857年1月30日，湘军知府吴坤修陷江西奉新县，“生擒老贼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挂树，磔石，见者无不凛凛”。
满清对酷刑应用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不失为满清十大酷刑。 从这里描述的剥皮经过可见孙可望的残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鲁迅在引述这段故事之后，评论说，张献忠的剥皮法是“流贼”式的，孙可望虽说也是流贼出身，但他既然是南明王朝的秦王，后来又降清被封为义王，因而他的剥皮法其实是官式的，这和当初永乐皇帝剥景清的皮的方法完全相同。又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清朝没有剥皮之刑，在清代正史中尚未见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剥皮这种酷刑并不能说已彻底绝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曾对反抗他们的中国人实行剥皮，电影《红高粱》所描写的剥皮情节，原来是取材于《高密县志》记载的真实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