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策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200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6.6%，城镇人口增加至6.2186亿。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限制，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进程。 除此之外，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还积累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暴露出来，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十二五”时期，应在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1.我国城镇化水平总体滞后 对于城镇化水平是否合理的认识分歧很大。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主要是集中在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比较，中国同国际经验的比较；二是认为前者夸大了城镇化滞后的程度，认为中国城镇化大体合适，略微滞后。理由是参与城镇经济活动的近郊农民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外地农民没有算在城镇人口中；三是认为中国不是城镇化滞后，而是隐性超城市化，主要原因是工业产值中的很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创造的，应当把农民及其供养的家庭人口也计算进城市人口才比较合理。 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准确，三种说法均是以城镇人口占比即城镇化率为核心指标来刻画城镇化水平的。然而，城镇化是一个极丰富的概念，并不见得城镇化率越高就意味着城镇化水平越高。在一定的统计口径下，农村人口快速地转移至城镇、或者说城镇数量的增长只是从单一的数量层面刻画了城镇化的水平，缺乏对城镇化的质量和健康程度的考量。这种片面的城镇化水平评价方法指导下的城镇化将使城镇化逐步偏离其真正含义。 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以从事甚至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人口都计算在城镇人口之内，显然是犯了将城镇化水平的数量层面的单项指标夸大的错误。因此，我们比较倾向于我国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的说法，与第一种说法相近，但滞后的原因要远比第一种说法丰富得多。 2.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城市是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涵和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和促进器，二者相互促进，理想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工业化与城镇化适度同步推进，二者协调发展。 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长期实行重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较少，再加上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所以尽管工业增加值大幅增加，而工业劳动力却增加不多，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农民非农业和城镇化。 城镇化过程也是非农化的过程，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同时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城镇化不仅是农民转向工业就业，也是农民转向服务业就业。综合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不仅滞后于工业化，还滞后于非农业化水平。 3.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城镇化的过程本应是随着市场化、工业化而发生的，从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向一元社会结构转化、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均发生着深刻变化，城镇化实质上是人口与土地两个层次同步转型的过程。 然而，长期以来，城镇化被狭义地放大了城市（镇）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趋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乱占耕地现象。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失控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城市以一种粗放地方式快速蔓延，大量占用耕地，也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 4.“伪城镇化”、“半城镇化”和“不完全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之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9年的46.6%，年均增长接近1个百分点。然而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这种城镇化尚是一种“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镇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镇）的各类公共服务。这实际上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 具体表现为农民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在这种以“常住的流动人口”为主要推动力的现行城市化模式，由于没有给予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庭永久定居的选择，因而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被逐渐倒置，在城市人口生产性提高的同时，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大。 因此，这种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意味着，城市得以延长人口红利期，是以农村人口结构扭曲为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城镇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发展为代价而取得的。 5.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 城镇的形成发展与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其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自然环境。城镇化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是由于城镇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日常生活所消耗自然资源以及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自然环境的净化能力而引起的。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可利用资源的相机减少，城市发展和生态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或消耗行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城镇的土地和淡水两大资源的直接占用或消耗所占的比重还不高，但在人类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诱发的物质消费法则下，全国城镇化发展使用的土地资源占用比例达到20%以上，淡水资源的占用比例达到30%以上。 其次，尽管能源和矿产两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只存在于点、线的空间形式，但其资源消费的80%及以上都发生在城镇系统范围之内。 第三，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耗水平的快速提升，国家城镇化发育的环境基础损耗或被占用程度也发生着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存在于“面状”形式（如二氧化碳排放和酸雨），而且存在于“条带状”或“线状”（如河流污染）以及“点状”（如工业和城镇固体废弃物排放，以及采掘业的地貌环境破坏）形式。 因此，城镇化的物质消费需求使得整个国家的资源环境基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6.部分大城市快速发展出现了“城市病”的迹象 城市因人口聚集而提升发展效率，但也因此产生更多能耗，交通、水电气热等供应压力不断增大，尤其是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过大和过度集中，将出现“城市病”。我国城市的版图正在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延伸。 当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人们却惊愕地发现，本应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的城市正在遭遇着越来越多的问题。“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成了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 “城市病”是随着城市扩张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病症。但它像幽灵般始终驱之不散，不仅危害市民的身心健康，降低市民的幸福感，同时也影响并制约城市的发展，加重社会管理成本，使城市发展处于两难境地。 7.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四点建议 “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仍然处于加速阶段，如果按照1%的速度增长，到“十二五”期末，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 面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日益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继续单纯追求城镇化率快速提高，除了城镇人口比重的快速上升，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将向着国际化、群落化、生态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并且更加注重内涵式城镇化发展，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不断提高城镇化的包容性，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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