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1-01
基督教的圣经《新约全书》是这样诠释人类的起源的：上帝创造了亚当，苦于他孤独寂寞，从他的胁下取了一根肋巴骨，创造了与亚当性别不同的夏娃。两人相与嬉戏在上帝的伊甸园中，因为好奇，因为神秘，偷食了上帝不许取食的苹果树上的金苹果。由是，唤醒了爱欲，知道了男女。于是，双方结合为情侣，夫妇。繁衍了人类，成为西方人的始祖。
在西方文化的潜意识中，女人是男人的一部分。他们生来平等，因为爱和依恋，才结为情侣，夫妇，繁衍子孙，创造生活。他们的结合不是上帝的意志，而是本能的复苏和人性的觉醒。
而很能代表东方文化的中国，却勾勒了这样一幅人类诞生的图画：法力无边，慈悲为怀的天神女娲，感到天地茫茫，宇宙洪荒，需要创造一群鲜活的生命来充实寰宇。于是，她抟黄土为泥，塑泥成人形，赋予他运动的生命。后来，女娲嫌塑泥烦琐而累，索性用草绳蘸泥，甩泥成人形。由是，手塑的黄泥人成了高等华人，绳甩的黄泥块成了低等华人。上帝造物之初，中国人就有了高下，贵贱之分。虽然也符合历史事实本身，但却否认了人生来平等的本源。连孰男孰女都由女娲决定，并由她男女配对，以繁衍子孙。这个神话，不过说明了，中国人不是个人意志，自由平等，爱情结合的先祖繁衍的生来平等的子民，而是权贵意志的产物。从诞生之初，庶民百姓，就没有自己的意志，也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圣经《创世纪》有一个引人入胜的传说。由于偷吃禁果，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亚当活了930岁，他和夏娃的子女无数，他们的后代子孙传宗接代，越来越多，逐渐遍布整个大地。此后，该隐（神话中的恶人）诛弟，揭开了人类互相残杀的序幕。人类打着原罪的烙印，上帝诅咒了土地，人们不得不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果腹，因此怨恨与恶念日增。人们无休止地相互厮杀、争斗、掠夺，人世间的暴力和罪恶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上帝看到了这一切，他非常后悔造了人，对人类犯下的罪孽心里十分忧伤。上帝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消灭。"但是他又舍不得把他的造物全部毁掉，他希望新一代的人和动物能够比较听话，悔过自新，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
在罪孽深重的人群中，只有诺亚在上帝眼前蒙恩。上帝认为他是一个义人，很守本分；他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也没有误入歧途。挪亚也常告诫周围的人们，应该赶快停止作恶，从充满罪恶的生活中摆脱出来。但人们对他的话都不以为然，继续我行我素，一味地作恶享乐。
上帝选中了诺亚一家：诺亚夫妇、三个儿子及其媳归，作为新一代人类的种子保存下来。上帝告诉他们七天之后就要实施大毁灭，要他们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届时载着他们全家和他们必须的生活用品。他们认为有益的种子，禽畜和兽类，从汪洋中寻觅出一个新的大陆，建立理想的快乐的家园。
毁灭的一天到来了。万恶的人类，受到诅咒和惩罚。天倾地陷，洪水泛滥，百兽逞凶，诺亚们登上了方舟，在汪洋中中开始了新的开拓和发现，寻到了新的栖息地，开始致力于建设一个新的，博爱的，有序的理想社会。
诺亚不是开天辟地的英雄，他只是物竞天择，自然选择的遗存（借上帝之手），友善睦邻，和衷共济，风雨同舟的真善美的化身。我们可以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移民乘坐五月花号船舰登陆大洋彼岸的马萨诸塞州土地，以一个个自由的联盟，民主推举的领导人，患难与共，向造物主索取生存发展的必须的团体，经过联合，议会协商，由殖民地而武装谋取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身上，看到诺亚方舟神话的影子。
而同样的劫运也曾降临神州大地。没有和衷共济，也没有诺亚方舟。是天神女娲拯救了人类。她炼五彩石来补天阙，抑洪水，筑堤坝，分出陆地江海，供人类栖息繁衍，灾后重建。似乎，天性崇拜英雄，又畏惧英雄的艰险牺牲，甘愿做普通人的保守的中国人，离开了集非凡才智，卓越能力，和赫赫权威的神，或领袖，便不能自救，也不能救人。
这几个创世纪的神话，恰恰说明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西方人对待人生的不同态度，他们各自固有的传统和理念。
爱琴海文化，腓尼基文化——希腊文明，虽然是城邦国家治下的奴隶制文化，除了奴隶不享有人生权利，平民不能与闻政治以外，领主本身以协商会议方式共同执政。古代罗马沿袭了这种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制度，即令是恺撒，屋大维这样的独裁者，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制君主，而只是僭主（非法获得最高权柄的独裁者）。后来，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解体，西方国家始终存在着世俗政权与教权的分治问题。因而也陷入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之中。直至人文主义曙光冲破了教会统治的藩篱，冲击了王权。人权的呼声，民主的浪潮，迫使英帝国首先实行了议会制度（贵族上院和平民下院联合议政参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时代。
但在中国，自大禹建立夏朝以来，君主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到秦王嬴政采纳韩非子中央集权的理论，废除封建，建立郡县，集权于中央——皇帝手中时，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代代相承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封建皇帝，专制领袖，不但掌握了国家政权，军队，法庭，而且，他个人的意志，就是法令，可以生杀予夺从贵族到庶民，也即任何人的身家性命，财产，爱情和幸福。所以，从历史渊源上，东方的专制政体和西方的民主共和，就有本质的差异。因为崇尚平等、自由，西方人从摆脱教会统治，到抛弃君主的政权，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历程。这一历程，以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为动力，在人性解放，人权和自由，人的价值回归和评估之后，焕发了巨大的创造力。在科学大发现和数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经历了形式各异的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寻觅到使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最佳途径，即尊重主权完整，在各自国内，以民主共和取代专制统治，消除暴力更替政权的流血方式。以自由竞争，民主选举，优胜劣汰，自然调节的政治体制，来达到长治久安，不断进步和持续繁荣。在此基础上，以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抑制贫富过度分化，调节国内各阶层矛盾，同时给失业无业人群以生活保障。从而弱化了阶级对立，获得了相对的社会稳定。
毫无疑问，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延续了封建专制崇尚暴力，依恋权势，以少数精英左右所有庶民命运的政治格局。所以，从满清以来，这个腐朽，积弱积贫的老大帝国，并没有真正从虚假的民主共和的幌子中获得彻底的解放。在不断的流血争斗中，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中，一度背离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流，不断地在内耗中削弱着国力，戕害着人民，并使民族凝聚力，向心力降低到冰点。民族的进取心受到羁绊和压抑。在人治中，在特权优惠制下，滋长和繁衍着贪污腐败，道德沦丧。严格说，恐怕直到改革开放，才寻觅到真正的转机，但社会积弊却已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了。
两种文化，两种传说，也决定了两种命运。古老文明不能战胜后起的先进，人本思想的匮乏，人的创造力的被束缚，专制体制的桎捁，科技文化的整体落后，便铸成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千孔百疮，疮痍满目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