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故事（历史）最好有10个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少年王安石故事之--寻求生花笔

江西抚州的王安石少有大志，负籍远游，曾挑着书箱行李，从家乡临川，来到宜黄鹿岗芗林书院求学。在名师杜子野先生指导下，他勤奋苦读，每至深夜。

一日，王安石翻阅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得知李白梦见自己所用的笔头上长了一朵美丽的花，因此，才思横溢，后来名闻天下。于是他拿着书问杜子野先生：

“先生，人世间难道真会有生花笔吗？”

杜子野正色道：“当然有啊！事实上有的笔头会长花，有的笔头不会长，只是我们的肉眼难以分辨罢了。”

王安石见杜子野先生如此认真，便道：“那么先生能给我一支生花笔吗？”

于是，杜子野拿来一大捆毛笔，对王安石说：“这里九百九十九枝毛笔，其中有一枝是生花笔，究竟是哪一枝，连我也辨不清楚，还是你自己寻找吧。”

王安石躬身俯首道：“学生眼浅，请先生指教。”

杜子野摸着胡须，沉思片刻，严肃地说：“你只有用每枝笔去写文章，写秃一支再换一支，如此一直写下去，定能从中寻得生花笔。除此，没有别的办法了。”

从此，王安石按照杜子野先生的教导，每日苦读诗书，勤练文章，足足写秃了五百枝毛笔。可是这些笔写出来的文章仍然一般，也就是说还没有从中找到“生花笔”。他有些泄气，于是又去问杜子野先生：

“先生，我怎么还没有找到那枝生花的笔呢？”

杜子野没有说什么，饱蘸墨汁，挥笔写了“锲而不舍”四个大字送给他。

又过了好久，王安石把先生送给他的九百九十八枝毛笔都写秃了，仅剩一枝。一天深夜，他提起第九百九十九枝毛笔写了一篇《策论》，突然，他觉得文思潮涌，行笔如云，一篇颇有见地的《策论》一挥而就。他高兴得直跳了起来，大声喊：“找到了，我找到了生花笔了！”

从此，王安石用这枝“生花笔”学习写字，接着乡试、会试连连及第。以后又用这枝笔写了许多改革时弊、安邦治国的好文章，被后人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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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王安石故事之二--智胜厨师

王安石小时候，住在临川城内的盐埠岭，离他家不远的街口有一家面馆。王安石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家面馆门前经过，并经常在这里吃早点，久而久之，和面馆的老板伙计都相识了。

有一天，王安石又到这家面馆吃面。进门后，拣了个座位坐下，老板、伙计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给他端面。王安石等了好久，看见后进门的人都吃上了面，便问跑堂的伙计：“师傅，我的面做好了么？”伙计答道：“就来。”不大一会儿，只见跑堂的伙计手中拿着一双筷子交给王安石道：“伢仔，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师傅说要自己去端。”王安石也不计效，径直来到厨房，只见灶墩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滚烫的面汤快要溢流碗外，大师傅笑眯眯地对王安石说：“伢仔，这碗面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别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泼了一滴汤，算你白吃，不要钱。”王安石问：“此话当真？”大师傅说：“偌大的一个面馆，还出不起一碗面么？”好一个王安石，主意还真不少，只见他用筷子轻轻地往碗里一伸，把面条挑了起来，碗内自然只剩一半碗汤了。就这样，王安石左手端起汤碗，右手拿着筷子挑起面，顺顺当当地把一碗满满的热面条端到店堂前，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面馆里的人都翘起大拇指称赞道：王安石真神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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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王安石故事之三--"害"爹挨雨淋

王安石从小聪明伶俐，邻居们都夸他心眼多，脑瓜灵。他爹听了，自然喜上眉梢，甜进心里。

有一年秋天，正下着毛毛细雨，他爹穿着单衣，坐在屋里，于是把王安石叫到跟前说：“安石啊，大家都说你聪明，我不信。如果我坐在屋里，你能叫得我站到院子里去挨雨淋，才算你真聪明。”王安石知道父亲在考自己，就笑着说：“爹，落雨天当然是坐在屋里，我怎么能叫你站到院子里去淋雨呢？”他爹说：“哪你不算聪明。”王安石接着说：“爹，你要是站到院子里，我就能把你请到屋里来，你信不信？”他爹连声说着“不信”，就走到院子里去了。

王安石在屋里来回走着，就是不喊爹进屋来，让他爹挨淋雨。他爹等了好久好久，实在不耐烦了，催问他为什么还不开始？王安石说：“爹，这不是‘叫你站到院子里挨雨淋’了吗？”他爹这才恍然大悟，笑着说：“还真有两下子。”王安石说：“爹，快回屋里来，要不淋雨受凉会生病的。”他爹立即回来了，王安石又说：“爹，又‘把你请到屋里来’了。”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当宰相后，决心改革，推行新法，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坚决反对，没几年就被罢了官。他在京城闭居无聊，决意回南京去看看妻儿。

第二年春天，王安石由汴京南下扬州，又乘船西上回金陵（令江苏省南京市），路过于京口（令江苏省镇江市）到了隔江相望的瓜洲时，船靠码头，不再走了。他站在船头上，极目西望，但见青山隐隐，江水滔滔，春风绿野，皓月当空，触景生情，更加怀念起金陵钟山（又名紫金山）的亲人来了。他走进船舶，拿出纸笔，略一思索，就写了一首题名《泊船瓜洲》的诗：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到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写完后，王安石觉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到”字太死，看不出春风一到江南是什么景象，缺乏诗意，想了一会，就提笔把“到”字圈去，改为“过”字。后来细想一下，又觉得“过”字不妥。“过”字虽比“到”字生动一些，写出了春风的一掠而过的动态，但要用来表达自己想回金陵的急切之情，仍嫌不足。于是又圈去“过”字，改为“入’字、“满”字。这样改了十多次，王安石仍未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字。他觉得有些头疼，就走出船舱，观赏风景，让脑子休息一下。

王安石走到船头上，眺望江南，春风拂过，青草摇舞，麦浪起伏，更显得生机勃勃，景色如画。他觉得精神一爽，忽见春草碧绿，这个“绿”字，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字吗？一个“绿”字把整个江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动人景象表达出来了。想到这里，王安石好不高兴，连忙奔进船舱，另外取出一张纸，把原诗中“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句，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

为了突出他反复推敲来之不易的那个“绿”字，王安石特地把“绿”写得稍大一些，显得十分醒目。

一个“绿”字使全诗大为生色，全诗都活了。这个“绿”字就成了后人所说的“诗眼”。后来许多谈炼字的文章，都以他为例.

乌台诗案

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帮你找到了五个经典的故事，楼上那个帖吧里面也有几个，加起来足够10个了。

Answer 2

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人，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却最终成为政治上的死敌。他们围绕着熙宁变法明争暗斗多年，最后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假如他们看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耻的惨剧，司马光会不会责问王安石：这都是你惹的祸！而王安石又会不会责问司马光：为什么不支持变法图强？

今天，翻开《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为人不拘小节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除了推测，即便是他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

我们所能找到对此提出质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这位快三十岁才发愤读书的老先生，从见第一面的第一印象起，就对名声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颇不以为然，后来，发展为嗤之以鼻，乃至深恶痛绝。另外一位提出怀疑的人，则是王安石无法不予理睬的了。这个人是王安石的皇帝，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仁宗皇帝对于王安石曾经相当欣赏，但是，当王安石以一位官声极佳的地方官，真的来到京城时，仁宗皇帝很有可能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其原因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仁宗皇帝在皇家宫苑里宴请一些臣子，当时，做了一个轻松的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自己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皇家的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提议，大家兴致勃勃地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只有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一张台子前，在沉思中，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全部吃光。最后，在众人的一片惊讶声中，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这使皇帝认定，此人是一个虚伪矫情的伪君子。皇帝的理由是：一个人可以不喜欢钓鱼，也可能会在漫不经心中错吃了几粒鱼饵；但他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吃掉整整一盘子鱼饵。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史中，时常会记载一些哲人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时，作出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举动。对此，只能由每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

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王安石听，王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王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王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

2006-9-21 09:49 回复

taurus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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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王安石22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

用现代的眼光判断，这种带有强烈指向性的素质、能力和品格特征，特别适合成为某种艺术流派、社会运动特别是政治运动的领袖。

缘何廿年拒绝进京为官

使王安石享有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的，除了上述原因外，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也是一个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大约莫过于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

按照帝国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即可以担任馆职，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通道快速升迁，甚至成为执政、宰相的，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一般非进士高第者，则可望而不可及。王安石二十五岁即具备了入馆的资格，相当罕见，为人们所艳羡。王安石却上书辞谢。他宁愿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一个县令。于是，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毫无所动，熟视无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员。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结果全部大获成功，使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相互倾慕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个官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其职责所在是控制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与漕运。我们已经知道，三司是帝国中央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首长三司使的地位仅稍稍低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而判官的责权，则大体相当于主持该部日常工作的秘书长。

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

当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但是，司马光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或者毋宁说，二人是相互倾慕。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当时只有十九岁多一点。在进士揭榜的闻喜宴上，别人都戴花，唯独他一人不戴；后来边上的人悄悄告诉他：天子所赐，不可不戴。他才勉强戴了一枝。司马光受人称道之处，还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他是在已经受恩荫为官的情况下，再凭实力考出的前途。我们知道，古时官制，父祖为官时，朝廷会根据其官职，恩选不同人数的子孙直接做某个级别的官。这个情形，至今可能还有遗存。它和我们前些年所知道的“接班”——父母提前退休，子女进入父母单位工作还不太一样，今日肯定应该列入腐朽糟粕之属。

若论起成名时间，王安石就更加无法和司马光相比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当时，实际上已经被载入各种史料之中，为时人广为流传。

2006-9-21 09:50 回复

taurus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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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说起私德，司马光的一个故事恰好可以和王安石相媲美：司马光年轻时，官居通判，相当于某一个城市的副市长兼秘书长。由于妻子未能生育，太守夫人，也就是市长夫人选了一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妾送给他。司马光对此人不理不睬。司马夫人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于是，事先告诉那个侍姬，等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好了，夜里直接去老爷房中侍候。届时，司马光看到出现在自己房中的女子后，正颜警告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随即令此女子离去。

司马光历时二十五年撰写的《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时，手稿装满两个房间，是中国历史上唯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介甫———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头倔脑。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样，这样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后毕竟决裂了。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在这两面大旗之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公开决裂为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由开始的主义之争、道义之争，迅速蜕化为权力之争。最后，整个帝国便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回的崩溃。

宋神宗为何支持王安石

公元1067年，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当时朝廷将要举行春季祭天大典。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间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高处不胜寒。皇帝最清楚，国家在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后面，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与冗官。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缗钱。

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

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前后，帝国财政状况大抵如此。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怎么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应该说，很有可能这是皇帝迅速疏远这些老臣，转而去寻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Answer 3

http://tieba.baidu.com/f?kz=134525698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Answer 4

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