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政策分析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一些政治学家把
微观经济学多年来对效率(O／I)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了政策分析的基本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政策科学。这种理性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指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根据掌握的事实或数据运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寻求最佳的对策。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有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即固定的资源或投入，经由增加效益的有效途径，能够获得最高的产出。政治学家以此为据，先设定明确的目标或产出，然后寻求如何可以增加效率，即以最低的投入或最少的资源达到事先确立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政策分析最初实际上只是一种效率研究，它仅限于有助于决策的分析工作。 政策分析的前期准备要涉及问题的确认和资料的收集，政策分析的最终目的是为决策者提供决策的依据。这种政策分析从50年代开始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运用，而在社会一般决策领域的普及则是60年代的事情。在这个时期，美目的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和其他一些以政策分析为主要工作的机构都是以这种政策分析的理念开展其研究工作的。这类基于理性原则的政策分析(投入一产出分析)在政策分析领域影响甚大，它构筑了现代政策分析的基础架构。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很难把政策分析仅限于政策方案的选择过程，而不考虑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随着政策科学的不断发展，对政策分析一词的解释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各种学派所强调的研究重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的确，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不可能完全按照人为设计的逻辑进行，所以，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概念问题的
鸭嘴兽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政策分析的范围目前看似已扩展到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诸多因素，人们视其为“在政策领域创造、沟通和应用社会知识的复杂过程”。当政策分析一词被用作学科名称时，它所代表的含义就更为广阔。 公共政策关注的是社会和公众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怎样被定义和构建的?它们又是如何进入政府政策议程的?政府对此做了些什么和没有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去做或为什么不这么去做?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些结果?怎样对政策进行评估和修正?怎样进行贯彻和执行?这种对于公共政策本质、起因和结果的研究构筑了当今公共政策分析的主流。
正如
美国匹兹堡大学威廉·邓恩教授在其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政策分析是针对整个政策制定过程并在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中创造知识的一项活动。为创造和获得这种知识，政策分析家必须对公共政策的产生原因、结果及其执行情况展开认真的分析和调查。尽管如此，调查中得来的知识仍然不全面，除非这些知识能使政策制定者及其他们为之服务的广大公众所知晓。只有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知识与关于政策制定过程的知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时，国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主体，以及公共决策的目标群体才能够利用政策分析的成果改善政策制定过程及其政策执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