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南方、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但保存下来的只有陕北、陕甘根据地（以下简称西北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陕北成为绝路逢生的共产党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那么，西北根据地何以硕果仅存呢？
一、是中国北方惟一受到大革命影响的省份
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1926和1927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在大革命时期，陕西是北方惟一的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全省各地的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空前高涨。在大革命洪流中，一大批干部锻炼成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刘志丹。1925年秋，党组织派他去黄埔军校学习，在这期间，他经常聆听周恩来的讲课，反复阅读毛泽东关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农民运动的深远意义等论述。这些理论，为他后来创建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实践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回到西北，在中共陕甘区党委领导下开展党的组织工作。他先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处长，参加了北伐战争。
总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陕北准备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干部队伍，加上陕北原来就有革命的传统，因此，陕北成了中国北方惟一发生和存在红色政权的地方。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领导下，1927年到1928年在陕西省就曾爆发过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大小七十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为陕西地区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在这些起义的基础上，刘志丹、谢子长等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二、地处西北一隅，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
中国革命特点之一是敌强我弱，但敌人也不是处处强大，其力量分布很不平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的不平衡，城市敌人的力量相对强大，农村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西北根据地距大城市较远：南距西安五六百里，西距兰州七八百里，北距银川四五百里，东距太原更在千里之外，是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二是区域的不平衡，东部敌人的力量相对强大，西部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这两种不平衡，对西北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极为有利，因为，革命总是从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首先发生与发展。
首先，与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相比，西北根据地远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没有直接伤害蒋介石集团的经济利益。因此，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蒋介石把“围剿”的重点放在南方各个根据地，而对陕北并不是特别重视，参加“围剿”多是地方军阀，投入的兵力也比用于“围剿”中央红军的兵力少多了，这就为西北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34至1935年间，陕北、陕甘边的红军迅猛发展，与国民党全力以赴“围剿”中央红军不无关系。当然，西北苏区反“围剿”的胜利，也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使其不能抽调更多的兵力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从而减轻了长征途中各路红军的压力，有力地支持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的实现。
其次，这种区域的不平衡，也促使南方的红军向西北集中。在军事上失利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各路红军纷纷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西北转移。“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西北根据地终于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三、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
毛泽东曾经指出，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且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的共同原因之一，就是“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而西北根据地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刘志丹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
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陕北根据地也遭到几次严重的挫败。1932年底，中央派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他执行“左”倾路线，竭力攻击刘志丹是“游击主义”、“勾结军阀”、“富农路线”、“投降主义”，还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杜衡所列举的“罪状”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游击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勾结军阀”、“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总之，这些“罪状”恰恰证明刘志丹坚持了正确路线。
杜衡坚持推行“左”倾路线，只知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结果，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中心区域孤零零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情况十分困难。更为严重的是，杜衡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重建新的根据地，说什么渭华形势险要，又距西安甚近，可威胁敌人反动统治中心，宣称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他不顾刘志丹的反对，一意孤行，率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结果全军覆没。值得庆幸的是，“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间并不长。杜衡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私自离开部队，不久被捕叛变。刘志丹经过千辛万苦返回照金根据地，重新组织革命武装，重新建立根据地。
由于摆脱了“左”倾路线的干扰，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迅速发展。1935年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实现了两个苏区（陕甘边与陕北）党组织和两个红军（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谢子长负伤去世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西北苏区与红军的发展与壮大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刘志丹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坚持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且取得胜利，是西北根据地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党中央、毛泽东及时纠正肃反错误
正当西北红军和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西北苏区发生了错误的肃反。其时，刘志丹正在前方指挥作战，推行王明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苏区县以上的干部，无一幸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同志含冤死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苏区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地方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以致一些地区出现了投敌“反水”的严重情况。整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都陷入极端严重的危机中。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党中央、毛泽东听到陕甘边区干部与群众反映肃反的严重情况，首先作出正确的判断，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接着，采取了一系列及时有效的措施：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保卫局，先将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指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的“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陕北的肃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务委员会”拿出了处理意见，毛泽东、党中央肯定了他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立即释放，恢复工作。
刘志丹等出狱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得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了，中央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毛泽东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毛泽东接着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刘志丹听了，欣喜万分，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党中央及时纠正西北苏区错误的肃反，对西北根据地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正如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指出的那样：“1935年9、10月间，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只是因为党中央的到达才得以挽救。”
综上所述，受大革命影响，与刘志丹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是西北根据地得以仅存的主观原因；位于西北一隅，是根据地得以仅存的客观条件；毛泽东、党中央及时纠正陕北苏区肃反的错误，“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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