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凭什么吸引观众，因为在他看来，这与他的美学中心论题是休戚相关的。题目看似简明得很，但按照席勒惯常的理论风格，论述时有很多相当抽象的概念推演，我们不妨倒过来，从他的结论谈起。
席勒认为，悲剧感动，或者说悲剧快感，是以道德上的合情合理之感为基础的。
席勒认为，只有在艺术产生最高的审美作用时，才会对道德形成有益的影响。浪漫主义者对艺术和美总是特别强调的，因此也尤其看重艺术的道德教育作用对于审美教育作用的依附性。然而，席勒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持凝固刻板的态度，他认为因果有时会互相转化：审美作用会加强道德感受，而道德也会引起美感和快感。
任何快感，包括感官的快感的产生，都是与目的性分不开的。但是对感官快感来说，所谓“目的性”也就是肉体感觉的必然性，这不属于艺术的领域；艺术领域里产生快感，是因为人们能够主动地认识目的性，可以有计划地加以艺术的安排、强化和节制来达到和谐。换一句话说，艺术的快感是和人们的一些观念伴随在一起的，而不是被盲目的自然必然性所控制的，因此是一种自由的快感。这种自由快感既摆脱了感性物欲方面自然冲动的强迫，也摆脱了理性精神方面的既定法则的压力，进入到了颇为余裕自如的美的欣赏过程；但是这两重“摆脱”是指对于强迫和压力的解除，亦即不允许一方恣肆独踞，其结果不是对感性和理性的一并扫荡，而是让两者交相融和、“一起游戏”。对一部悲剧来说，既要体现自然的目的性又要体现道德的目的性。既然人是“道德生物”，因此要注意让人们享受道德目的性的快乐，使悲剧快感与一般自然本能的感官快感更明显地区别开来。
这已深入到了席勒美学王国的“腹地”；我们还需要转过头来看看他凭借着具体分析对悲剧感动和悲剧快感所作的探索，这会使问题显得便于理解一些。
悲剧中明明是好人在受难，好心无好报，人们为什么还会对之产生欣赏的快感呢?为什么愿意看到恶人恶事糟蹋道德法则呢?席勒说，受难的好人既给我们以尖锐的痛苦，也给我们以无上的快感，原因在于“我们看见这番景象，体验到道德法则的威力大获胜利，这种体验是极其崇高、极其主要的财富，我们甚至于不由自主，想到宽恕这件恶事，因为全靠这件恶事，我们才能得到这种体验。在自由的王国里协调一致，这给我们的快乐，远远超过自然世界里一切矛盾能使我们痛苦的程度”；
为什么人们又愿意看到好人在舞台上自趋毁灭、甘愿牺牲呢?席勒说：“牺牲生命总是违反常理的，因为生命是一切财富的条件；但是由于道德的意图，而牺牲性命，却是高度顺情合理的举动，因为生命并非为了自己才显得重要；它之所以重要，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道德的手段，生命就该服从道德才是”；
人们还乐于在悲剧里看到犯罪之徒的追悔。席勒说：“一个人由于违背道德本分而悲伤绝望，他这样做，正好又回过头来顺从了道德本分，他自我谴责得越厉害，我们看到道德法则对他的威力就越大”，“对一桩已犯的罪行痛悔绝望，只是表明道德法则的威力发生作用不过较晚，但不是较弱”。席勒认为，犯罪者的自责自罚，与好人的自赴牺牲，在激发人们对道德法则的敬意上是一样的。
从以上三种情况看，人们在悲剧中获得审美快感的地方，也就是道德法则起到作用或得到阐扬的地方。席勒说，这种情况不能否定道德法则对于悲剧快感的作用。首先，这种恶棍式的行动引起我们的关切，只是如前面所说的，是一般的目的性在激发一般的快感。就象看到蜜蜂采蜜，虽然这种小动物既不具有理智的意志，更不具备道德目的，它的行动却也能引起我们的喜悦。人世间一切有目的性的行动也会以其从手段到目的的关系而吸引我们，但人不同于蜜蜂，是“道德生物”，所以不会不联想到道德原则，而只要一联想到，纯净的快乐立即转化为深刻的愤怒。换言之，这种快感不能长久地保持；其次，人们在欣赏恶棍精巧的手段和顽强的毅力的时候，也可能同时就包含着道德的目的性，因为当人们看到一个破坏和践踏道德的人不得不如此挖空心思地想办法，自然就反衬出道德威力的巨大；再次，一件精巧恶事在表现过程中一时引起观众的欣赏和关切并不是全剧的最终效果，有的剧作者把道德的辉煌胜利藏在最后，因而以前的对恶事的关注最后都将成为他们为道德胜利而欢呼的铺垫，这用席勒的话来说，就是以理性的目的性光荣无比地压倒了理智的目的性。恶人的理智的设计再高明，道德最终还是放光芒于闭幕散场之时。
席勒认为各种各样的悲剧方式受观众欢迎的原因，最终都离不开道德和理性。席勒习惯于把具体方式作为普遍概念殊途同归的证明，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所举的例证，客观上却是罗列和论述了悲剧达到道德效果的几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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