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下令“筑新城，城方六十里……分十一门……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顺天府志》），文中位于“东之右”的“齐化门”就是今天的朝阳门。
建成之初的齐化门与它的后世相比，不免显得简陋，仅有城楼，筑楼材质也仅为夯土而已。马可·波罗的游记可做佐证，“（大都城）环以土墙”，他还进一步描述了与城门相连的城墙的形状，“域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城头仅厚三步”（《马可·波罗行纪》），可见当时城墙的形状是比较明显的梯形。
“至正十九年（1359）冬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顺天府志》），齐化门才和其他十门一起，开始由单体建筑向着建筑群的方向发展。明取代元，齐化门得以保存旧名，并获得几次修缮，最大规模的一次发生在明正统年间。工程从正统二年（1437）正月开工，至正统四年（1439）四月竣工，修建了九门的城楼、箭楼、瓮城等。工程结束后，齐化门改称朝阳门。
朝阳门在清代也曾多次被修缮，但城门形制仍未有太大特殊之处，《北京的城门与城墙》的作者瑞典人喜仁龙称朝阳门城楼结构普通，形制与其相对的平则门（今阜成门）城楼相同，仅在细部存在着差异。唯一的特点就是宽度较其他城楼要大，各尺寸数据也较平则门略大。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朝阳门最先被攻破，朝阳门系列建筑也遭到炮轰。但这毕竟是外来的破坏，主动的拆除始于1915年，和正阳门等几个内城城门一样，朝阳门的瓮城也消失在这一年修建环城铁路的过程中。喜仁龙到达北京时已是20世纪20年代，环城铁路工程已经完工，在考察过其他城门之后，他说施工中影响最大的是朝阳门和同位于东垣的东直门，因有铁路从中部贯穿通过，朝阳门的瓮城几乎全部被拆毁，设有月台的火车站占据了往日由瓮城高墙庇护的场地，箭楼门洞也已失存。
使城门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环城铁路似乎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据为各城门画过“遗像”的张先得回忆说，他曾乘坐环城铁路到过呼和浩特等地，但后来铁路停止客运，仅仅运货，到20世纪50年代就连货运都停止了，完全闲置。而记者另外访问过的几位七十余岁的老人甚至对环城铁路全无印象，再三提示之下才能忆起曾见过铁轨。 如果说1915年的主动拆除是个序幕，20世纪50年代的拆除则是高潮和尾声。1956年10月16日的《北京日报》对朝阳门的拆除原因做出了解释，“由于年久失修，发现墙身多处下沉、裂缝，部分柱子向外歪斜，飞檐和柱子接榫处很多糟朽，南面楼门劈裂下来。如果不拆除，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虽然此前城门的拆除已经开始，但朝阳门给文物专家们的震动尤其大。因为文化部大楼就在朝阳门附近，文物局办公室又恰在文化部大楼的东南角，从办公室的窗口就能看到朝阳门。然而学者的呼吁并未能挽救朝阳门的命运，最终拆除成了定论，只好眼睁睁看着朝阳门消失在自己眼前。
1956年10月9日，朝阳门城楼拆除完毕；1958年，箭楼拆除完毕。朝阳门痕迹荡然无存，拆除前声称将要保存留待后用的原建筑构件也在“文革”中散失。 中外交流塑造新朝阳文化
1978年，消失的朝阳门原址上建起了立交桥。截至20世纪90年代，二环路上的立交桥已经达到了29座，而这其中有14座都和朝阳门一样，是以消失的城门命名的。车辆到了此处沿转盘绕行，就像当年人们从城墙外绕行一样。喜仁龙看到过的“青枝绿叶”、“绿琉璃瓦”被摩天楼群取代，曾占据过这一区域文化主体的小商品经济氛围被一种中西合壁的现代文化氛围取代。从朝阳门地铁站涌出的，有目光笃定的白领人士，有和喜仁龙一样的异国来客，也有留恋于酒吧和各国美食的文艺青年。而城门附近的粮仓旧迹仍有少许，只是换了一种身份出现，它们被房产商贴上“历史”与“文化”的标签待价而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