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我国的交往,可以上溯到汉代。西汉时期,居住在日本岛上的民族称之为倭人,分为大小不等的100多个小国,他们主要通过朝鲜半岛与汉朝来往。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日本岛南部的倭奴国遣使通好,刘秀赐以印绶。这颗金印于18世纪在日本九洲志贺岛崎村出土,上面刻有汉倭奴国王字样,是中日人民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汉魏以后,中原地区的汉字、绘画、农业等相继传入日本,尤其是学说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隋唐时期,日本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阶段,对隋唐先进的政治制度、文化科技与宗教艺术等极为向往,于是日本派出了大批的遣隋使、遣唐使。从贞观四年到乾宁元年的200多年间,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共有19次,实际到达的有16次。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组织完备,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音乐长、声音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舵手、水手长、水手,其中不仅有执行外交事务的政府官员,更多的是留学生、学问僧。这些使者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给带来了日本的生产的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珍贵物品,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也由他们传到日本
在中日交往中,留学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随着遣唐使到达中国以后,被安排到国子监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与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友谊。有些日本留学生长期滞留中国,甚至终生不还。在唐朝历任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的日本留学生晁衡,经常与、等人赋诗答对,于大历五年病逝长安。那些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对唐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来唐朝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人将近百人,他们不仅研究佛经,还广泛吸收中国文化。著名的空海和尚,于贞元二十年来到中国,跟长安青龙寺僧人惠果学习密宗的同时,对中国的文学、文字都有深刻研究。空海回国之时,把180多部佛经带回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隋唐的政治模式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唐朝初年,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僧被任命为国博士,参与国家大事。贞观十九年,他们仿照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全国推行计口授天的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促进了日本的封建化进程。行政方面,日本模仿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在中央设立二宫统率百官、设置八省分掌行政,在地方设立国司、郡司的分层统治机制。参照唐律内容制定了大宝律令及养老律令。公元645年是孝德天皇仿效中国首次设立大化的年号,所以此后的一系列改革均称为大化革新。日本的大化革新,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而是全面参照隋唐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扫除落后的氏族社会,建立起以皇室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帝国
唐朝与日本的矛盾冲突,源于朝鲜半岛的军事纷争。日本一心想插足朝鲜半岛,很早就参与了半岛的武装冲突。龙朔三年八月,唐军在白江口与日本军队进行了激烈战斗,焚毁其战船四百余艘,日本士兵相继投降,百济局势逐步稳定下来
从整体来看,和平交往是中日关系的主流,军事斗争只是其中的插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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