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孔子时称为“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所整理过的书称为“经”,才确定《诗经》的名称。秦火以后,汉时保存研究《诗经》的有四家:鲁人申培的鲁诗,齐人辕固的齐诗,燕人韩婴的韩诗(现存《韩诗外传》),这三家诗部先后失传;我们现在所读的《诗经》,是毛亨、毛苌传下来的。毛亨作《毛诗故训传》,所以后人又称《诗经》为“毛诗”。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共三百零五篇。《诗经》都是周诗,它产生的年代,大约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历时五百多年。它产生的地域,约在现今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一带地方。至于它的作者,我们只能根据诗的内容推测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具体的姓名,除古书上有记载或在诗篇中自书姓名老外,其余绝大多数是无法考知的了。
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在这样广阔的地区中,产生了这么多的诗篇,是谁、又是怎样把它们搜集、编订成为一本诗集的呢?根据古代文献,说周代设有采诗的专官,官名叫做“酋人”或“行人”,到民间去采诗。《国语》又有公卿列士献诗、大师陈诗的说法,他们所献陈的诗,据说也在《诗经》内。当时大量的民歌和贵族的诗篇,就是依靠采诗献诗制度而保存下来的。那么,又是谁将这些诗篇加工整理成为诗集的呢?《周礼》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又说:“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可见周代乐宫不但保管《诗经》,且负担看教授诗、乐的任务。三百篇都是有乐调的,诗乐不分,进行加工编辑工作的,可能就是乐官大师。到了春秋时代,诸侯间交际频繁,一般外交家为了锻炼自己的口才,加强外交辞令,常常引用诗歌的章句,来表达本国或自己的态度和希望,使其语言含蓄婉转而又生动,这就形成当时上层人物学诗的风气。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周诗可能即在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的普遍要求下,乐工不断地加工配乐,逐渐地结集成为一本教科书。孔子一直称“诗三百”,《左传》引诗百分之九十五都见于《诗经》,可见在春秋时代,已经有固定的教本了。《史记》有孔子删诗说,经过千百年学者的考证,孔子只是对“三百篇”做了校正乐调的工作,并没有删诗。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古人按什么标准来分的?后世学者对这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有力者约有三说:(一)认为按诗的作用分,以《毛诗大序》为代表。(二)认为接作者的身份及诗的内容分,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三)认为按音乐分,以郑樵《大经奥论》为代表。我个人同意第三说。郑樵说:“风土之音日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古人所谓“风”,即指声调而言。《郑风》,就是郑国的调儿,《齐风》,就是齐国的调儿,都是用地方乐调歌唱的诗歌。好像现在的申曲、昆腔、绍兴调一样,它们都是带有地方色彩的声调。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不同地方的乐调。雅是秦地的乐调,周秦同地,在今陕西。西周的都城在今陕西省西安西南,古代叫做“镐”;这地方的乐调,被称为中原正音“雅”字《说文》作“鸦”,鸦和乌同声,乌乌是秦调的特殊声音,所以称周首都的乐调为雅,也就是《左传》说的“天子之乐曰雅”,又好像现在人称北京的乐调为京调一样。雅有大小之分,孔颖达说:“诗体既异,音乐亦殊。”惠周惕《诗说》认为大、小雅就像后代音乐的大吕、小吕一样,都是乐调的区别。颂即古代的“容”字,阮元译作“样子”,就是表演的意思。颂不但配合乐器,用皇家声调歌唱,而且是带有扮演、舞蹈的艺术。据王国维考证,风雅只清唱,歌辞有韵,声音短促,叠章复唱。颂诗多数无韵,由于配合舞步,所以声音缓慢,且大多不分章,这就是颂乐的特点。从上面说的看来,周诗既保存于官府,大师又负首编订、加工、讲授《诗经》的工作,他们根据乐调给诗分类,那是很可能的事。古人将风、雅、颂和《诗经》的表现手法赋、比、兵连在一起。称为“诗之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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