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强调以才能作为选官的标准，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制度，为读书人创造了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人才 。科举制在唐朝的变异特征及对后世社会的消极影响。 （一）变异的主要特征。 特征之一：科目偏废，重文轻德。唐初所开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合实用,拔取真才。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科更随之而废,流弊因而产生。此因明经科重视帖经,士子对经籍遂努力背诵,久之，‘试学者以帖字为通经,而不穷义旨’;进士科则重诗赋创作,久之‘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唯择浮艳’。不论明经或进士科,演变至后期,都各走极端。[34]就考试内容看,明经与进士皆属文学科目，并不是隋朝时“孝、德、义、礼、信,公、智、文、才、勇”齐备的科举体系。 特征之二：以考代举，就“试”论“试”。 在隋朝，“科考”与“察举”是科举制的两个重要程序。“察举”是一个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综合的观察人、了解人、认识人的程序，也是经历史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措施。“科考”则是通过答卷的方式评判应试者智能学识的程序。互相不能取代，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举士的最佳方式。而唐朝“在整个官员选拔制度中‘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即表明由察举制度变为科举制度了”[35] 。科目设置及考试内容、方法的变化，便清晰地反映出唐朝用人价值取向的变化。 特征之三：士人轻浮，鲜廉寡耻。唐朝的科举偏重个人文才,忽视德行修养,具有明显的“唯才是举”倾向。由于缺乏综合考察，仅以“文才秀美”标准中举的进士，多出寒门,缺乏家训制约,行为表现轻薄；一朝得志,便放浪不羁。至今，人们还可以从这一时期的诗文辞赋中感触到轻浮堕落的意味。“唐代新兴之进士……尤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科,与娼妓文学有密切关系(即文学创作多以娼妓为题材)” [36]。唐朝中期李肇所著《唐国史补》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37]蔡南史、独孤申叔均为风流进士，唐德宗因此事认为进士中存在某些浮华轻薄之风，因此“欲废科举”。唐朝科举的试前推荐，表面看似乎有些像“荐举”，其实仍然是围绕文辞设置的一道门槛。由于试前推荐的重要,士子们争相寻求名人对自己的文章进行品判。先是为登访名人,奉上大量金钱要求接见,进而呈上自己的文章望得好评,名为“求知己”,若名人不阅不评,则再投,谓“温卷”,温卷还得不到品评,便会拦路堵截,要求接见。如此卑躬屈膝,皆显士人为求中举,鲜言廉耻[38]。 特征之四：学为做官，习非所用。唐代的科举制发展到中后期，已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现实，学与用无关，学就是为了考试，考就是为了做官。“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故士林鲜国体之论,其弊一也……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故当官少称职之吏”。[39]在唐初进士、明经、明算、明法等科尚可并行,到后来，仅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实用性科目倍受冷落。随着官本意识的提升，人们皆以当官为荣,实用科技不能成为科举入士的条件。 （二）变异对后世社会价值取向的负面影响。 自唐朝开始，年复一年的科举考试，已成为封建统治者彰显其政治价值取向的晴雨表，成为应试举子们由“江湖”向“庙堂”流动的直通车。在皇权的驱使下，年复一年的科举考试的背后，是民本意识日复一日的被淡化，被冷落，被遗失；而官本意识则一天天在滋生，在增长，在扩张，是后世官僚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产生的制度根源。社会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各种社会观念的总和。唐朝社会意识形态由民本向官本的转变，是统治者实现中央集权需求的反映。科举制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效忠效力，尽了犬马之劳。科举制在唐朝的变异，尤其是“殿试”制度的建立，由皇家主导的影响中国社会长达1400多年的官本意识，便从这个历史时期开始，成为主导士人阶层价值取向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上古先贤们所提倡并为之不懈努力坚守的民本意识，从此开始一天天萎缩、灭失，科举制的负面效应在一天天显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三冬今足用，谁笑腹空虚”。[40]便是对科举制由隋朝到唐朝走向变异后的真实写照。在耀眼的皇权光环笼罩下，进士成为知识分子人生的最高奋斗目标和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追求。此时，“仕途”便与“学途”合二为一了。唐代以后的历代社会逐渐混淆了“教学”与“科举”的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学而优则仕”和“读书做官论”盛行的重要历史原因。这一由民主呼声和民主需求酝酿的民主制度，在中央集权演绎到登峰造极时，便走向了民主的反面，成为在皇权庇护下，为集权制尽忠尽孝的御用工具。科举制的异化过程，从吏制的角度映证了唐代以后皇权思想的普及程度和皇权自上而下系统化的发展轨迹。从此，在各朝各代各级衙门的官员身上，都可或多或少地领略到皇家的身份特征和皇权至高无上的影子。 对社会价值观造成严重扭曲。许多读书人苦读一生，都是为了科举及第后的富贵荣华，他们从幼年起就在为考试苦度十年寒窗，为做官消磨人生宝贵时光。参加科举得中后的仕子们，成为统治阶层中的官僚，成为统治皇权的附庸，成为统治的工具。既然有得中后的喜悦，当然也就有落地的痛楚。许多人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般，到老还是个秀才，把自己一辈子都奉献给了科举。有道是“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直如囚”，“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唐朝的科举制，“不仅仅遏制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还扭曲了许多读书人的身心，从而给中国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内耗”。[41] 严重误导了教育的发展方向。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选拔官吏人才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尽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教育起到过某种促进作用，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从来就不是一种正规的教育制度。把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使教育陷入误区。一种选拔政治人才的科考制度的建立，却天经地义地改变了学校教育的发展轨道，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从此走上了命运多舛的不归路。唐朝以后，学校教育与科举制之间的轻重存废，总是遵循着重学校轻科举—科举与学校并重—重科举轻学校的一般规律。[42]在变异的科举制度的樊篱之中，学校变成考试培训的基地，教育沦为科举进士的附庸。随着科举制的变异加剧，学校教育的独立性逐渐丧失，教育教学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社会也逐渐产生偏重科举、轻视学校的风气。考试内容侧重经典章句，追求华丽诗赋，方法机械呆板，多靠死记硬背。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又养成了空疏的学风。人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求真，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这种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教育观，长期支配着中国的学校教育。明清实行的八股取士制，更是对唐朝科举制的变本加厉的承袭。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科举制与教育强行联系在一起，实则是对科举制的一种误解和对教育的不了解。废止科举制100多年过去了。而今天，科举制的强大生命力仍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教育。以高考为例，“从1905年算起，中国废除科举制度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科举却以另一种形式在中国的教育领域恢复并存续着。从理论上讲，恢复高考只是恢复高等教育制度的外在的组织形式。但高考制度的几度废兴，总是没有摆脱科举考试制度的阴影。高考沿袭了中国历史上科举的做法，将一种政治选拔制度强加于教育，赋予高考以选拔的职能。所以有人认为，统一高考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选官的科举制度在教育领域里的演变”。 我国现在的考试制度是存在很大的问题，是需要改革，但改革不是说改革就改革的，这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以中国现在的情况只能实行这种教育制度和考试体系，我自认为原因有二点： 一：中国人口众多，每年所毕业和升学的学生都是世界上最多的，如果要学德国那样的教育制度那是不可能的。 二：像高考这样的考试现在已经深入学生和家长的脑海，很是难改变的，如果改变肯定会有人不习惯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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