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兴起一股“中国热”风潮。涌现了大量介绍中国国情的著作。
其中囊括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风土人情和道德思想等等，颇具代表性的有门多萨的《中国大帝国史》、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等等。
欧洲崇拜“中国热”的行动和内容：
一个重要表现是欧洲传教士对中国典籍表现出的极大热忱，并且动手将其译介到欧洲。
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来华后，就曾将大部分的精力花在研究和翻译中国的儒家典籍，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的主要部分用拉丁文翻译出来，并呈送给了罗马教皇，而这只是一个开端。这充分体现了对中国典籍的译介是一个不间断的事业。
这既包含了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不倦热情，也包含了欧洲方面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渴求和需要。
还有一些知名的欧洲思想家学者对中国文化道德的极大热忱。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便是莱布尼茨，他不仅十分欣赏中国的“大同”思想，而且还将“二进制”与中国的阴阳思想进行对比，还向即将从罗马到中国的传教士闵明我写了两封长信，问及关于中国的30多个问题，足见其对中国的极大兴趣。
其次也体现在带有中国趣味的工艺品和器物上边，包括中国的瓷器、折扇、丝绸、漆器、茶叶等等，而在艺术方面，中国的绘画，建筑装饰、园林设计以及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都在当时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中深得中国绘画六法的画家瓦托，就曾画过一幅颇具中国画韵的《孤岛帆阴》，现藏于卢浮宫；慕尼黑英式公园中的“中国木塔”则可看做是对中国建筑风格的摹仿与追捧；伏尔泰将中国戏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并在法国上演，则说明中国戏剧在欧洲的风靡一时。
而最具代表性还要数欧洲“巴洛克”艺术风格向与中国趣味一致的“洛可可”风格的转变。
“巴洛克”风格在路易十四时代曾一度风靡欧洲，它追求一种繁复夸饰、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艺术感觉，而进入路易十五时代，代表纤弱娇媚、华丽精巧、甜腻温柔艺术感觉的“洛可可”风格则开始流行。
并且和中国工艺美术品自然精致、柔和的艺术风格天然和谐一致，这无疑为“中国热”拓宽了路径，同时也说明中国趣味在当时已经达到可以与主流艺术风格同样风靡的程度。
这一场广泛而深远的欧洲“中国热”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长时间的客观条件的累积和成熟是其基础。从早期的“丝绸之路”到后来的“香瓷之路”，中国的商品不断西去，间接或直接地流入欧洲，而《马可·波罗游记》又进一步加深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商品和马可·波罗的描述向欧洲人传达的都是关于中国正面而积极的信息。
再加上后来，航海技术的不断成熟，大量的欧洲传教士来华，这便为欧洲人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可靠的渠道。这一切都构成了后来“中国热”的客观条件和基础。
其次，天主教各会在华传教过程中产生的“礼仪之争”，促使在华传教士中的对立双方强化对中国传统的研究，在寄往欧洲的信札和报告以及其他著作中充分表述各自的观点，用以争取社会的同情和罗马教廷的支持。这些著作引起欧洲各界人士的关注，对增进和加深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帮助极大。
由于后来“礼仪之争”的加剧，罗马教廷强令中国教民禁止祭祖祭孔，中国统治者便越发反感传教士传教，这导致了在华传教事业的衰落，同时随着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公众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这多重的因素共同作用，最终使持续了百年之久的“中国热”渐趋衰落。
不管怎样，18世纪的“中国热”在漫长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都是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结语：然而，一个事物有兴盛就有衰亡，欧洲的“中国热”也不能避免同样的命运。
十八世纪的中国已然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时，同时代的欧洲文明，却正井喷般百花齐放：科学的突破一茬茬冒尖，新发现新发明层出不穷，终于引爆改变人类文明的“科技革命”。
思想文化的巨人，也是群星灿烂，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席卷西方世界，一批批杰出人物，至今享尽后人膜拜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