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是陆游临死时的遗憾，他是抱着巨大的遗憾离开人世的。1186年，诗人61岁写了《书愤》，深沉慷慨地表达了他的愤情。
一、从时事维艰国运衰微的时代背景中来。就在陆游出生后第三年的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把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俘虏北去，北宋灭亡。五月，当时在河北的赵构幸免于难，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这个重建的小朝廷就是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但可悲的是，赵构虽为皇帝，却是南宋初期投降派的首领，他惧怕与金朝打仗，所信用的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也都是些主张逃跑和屈膝投降的人。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宋高宗任命秦桧为右相，十月又把向金屈膝投降的事交给他专办，其他大臣不得参预。秦桧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宋高宗和他沆瀣一气，于绍兴九年正月不顾一切，同金朝订立和议，向金称臣纳贡。宋高宗所求的只是制止金军的进一步南侵，能保住半壁江山，做金的属国也就心满意足了。
本来，在与金的对抗中，宋军曾经取得过一系列重大胜利，如岳飞于绍兴四年（1134年）挥师北伐，收复了大片失地。宋高宗、秦桧一心只想和议，像岳飞这样的抗金良将有碍于投降活动，因而宋高宗和秦桧便以谋反罪名将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逮捕入狱。岳飞北伐的巨大成果，就这样让宋高宗、秦桧拱手送给了金朝。此后宋金双方终于在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订立和议：南宋正式向金朝称臣，每年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并以淮水为界，将淮水以北的地区划归金朝。“绍兴和议”订立不久，秦桧秉承宋高宗的旨意，于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父子杀害，让爱国者扼腕。又如发生在宋高宗绍兴末年（1161年）的“采石之战”。当时，金军不断南侵，宋军不战而溃。一个月左右，金兵推进到长江北岸的和州（今安徽和县），并迅速南进。金军临江消息传到临安，京城乱作一团。文武官员纷纷把家属送走，宋高宗也要“浮海避敌”。在文臣虞允文指挥下，宋军打败金军，使金军未能如愿从采石（今安徽当涂北）渡江南侵，并收复两淮地区，使宋军在宋、金战争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陆游诗中“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描写艺术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但是这些胜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局面，相反，情形越来越糟糕：朝廷内部投降派当道，主战派吞声。“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陆游《送七兄赴扬州帅幕》），“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陆游《夜读范志能揽辔录》）。南宋糟糕局面形成的原因，正如陆游诗中所言：“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追感往事》五），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连宋高宗自己也曾说：“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凭你是“中原北望气如山”还是如岳飞一样“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又能怎样呢？陆游等一批爱国者捶胸顿足、义愤填膺就在情理中了。宋孝宗即位后，改元隆兴，起用张浚为枢密使，主持北伐，却遭到符离之战的失败。而投降派汤思退则趁机向金示意，要金出兵两淮，迫宋议和。这样，宋孝宗初年，宋金之间重订了“隆兴和约”：南宋对金不再称臣，改为侄叔关系；宋每年给金大量 “岁币”，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割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两州给金；金国逃到南宋的人员不再追回。诗人对此痛心疾首：“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穹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醉歌》）对“岁辇金絮输胡羌”的和约赔款，无比愤慨：“中原苦丧乱，豺虎厌人肉。辇金输虏廷，耳目久习熟。不知贪残性，博噬何日足！至今磊落人，泪尽以血续。“（《闻虏乱次前辈韵》）其实，之所以时事维艰，外敌的入侵倒还在其次，根本原因在于皇帝和那些主和派。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陆游怎会不心生愤怒呢！
二、从报国无门衰鬓先斑的个人境遇中来。陆游生于1125年，就在他出生的第二年，金兵南侵，他的父亲不得不带着家人南下逃难，九岁时才返乡定居。这种生活，在陆游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出生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官僚家庭，其父陆宰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这种家庭环境，对陆游爱国精神的形成有很大影响。18岁时又师从曾几，不仅学诗，更受到言传身教的爱国教育，20岁时便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志愿。但是，由于君上昏聩，朝廷内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把持朝政，使得全国的抗战形势每况愈下。观其一生，陆游仕途坎坷，始终没有得到重用。29岁时赴试，明年复试，由于名列秦桧之孙秦埙之前，且“喜论恢复”，触怒了秦桧，竟被黜落。其后孝宗即位，起用抗战派人士，赐他进士出身，派任地方通判。后张浚北伐，终以失败告终。因陆游曾力说张浚北伐，因此被加上“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归山阴故里。后入王炎幕府担任川陕宣抚使司干办公事（主管视察军政事务），但不到一年王炎被召东归，他被调成都，代理地方官，无所作为。范成大镇蜀，他被召为成都府参议官，后虽入朝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等职，但十余年间，三遭黜落：在江西任上因拨义仓救灾，以“擅权”罪免官还乡；在淮东任上以“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论罢；朝官任上又被诬为“嘲咏风月”而罢黜。此后二十年中，除了一年起用为史官外，一直闲居在山阴家中。他的一生，“恢复”之志贯穿始终。他深感悲哀的是，“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一心想建功立业，取得“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那样的战绩，但是，“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他在诗中所用的檀道济 “塞上长城空自许” 的故事，颇能引人联想：自己一心报国，在北望中原时豪气如山，愿做“塞上长城”，颇有自许之情，但到头来仍是一场“空”，朝廷并不重用他，使得他“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更让人想到岳飞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的残酷现实，这怎不让爱国者悲哀、让爱国者愤怒！他希望象诸葛亮那样六出祁山，施展抱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诸葛亮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却一直拼杀在对敌斗争的前线。而自己呢，却只能喟然长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写《书愤》时诗人已经61岁。人活七十古来稀，此时的诗人已是暮年。想到“气如山”的早岁，现在却一事无成，落得个“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结局。他“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但这只是一厢情愿，朝廷不重用，岁月不饶人，这是怎样的无可奈何呢？本来，有志不在年高，但那是在客观外界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主观努力而奋发终有作为的情形。而陆游主观上一心报效国家，力图恢复，而朝廷不仅不提供其条件，反而处处设障掣肘，使诗人志不得伸，事无可成。垂暮之年遭罢黜，66岁时被迫退居乡里，“身还民服，口诵农书”，“身杂老农间”，老境颓唐。虽不忘恢复之志，但毕竟年事已高，衰鬓先斑，“塞上长城”之许已成空言，面对镜中衰鬓，只能顾影自怜，悲忧之愤便跃然纸上。
综上所述，《书愤》之“愤”，实在是愤中含悲，愤中含忧，愤中有报国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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