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评:“《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变幻之状,如在目 前;又或易调该弦,别叙崎人异行,出于幻灭,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聊斋志异》一书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腐败、官贪吏虐、豪强横行、生灵涂炭,都在《聊斋志异》中有所反映,揭示了人民痛苦生活的原因主要来自贪官污吏。
《聊斋志异》在暴露统治阶级贪暴不仁的同时,还写出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其中有“大冤未伸,寸心不死”的席方平(《席方平》);有最终变成猛虎,咬死仇人的向杲(《向杲》);
有直人阴间、杀死两吏卒的王鼎(《伍秋月》)。这些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在激发被压迫者的斗争意识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聊斋志异》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揭露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蒲松龄才华过人却名落孙山,他对科场的黑暗、考官的昏聩、士子的心理等都非常熟悉,所以写起来能切中要害,力透纸背。通过一些梦幻的境界,作者嘲笑了那些醉心功名利禄的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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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
《聊斋》继承了文言小说悠久的志怪传统,自觉地塑造了大量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怪异形象,冯镇峦从理论上对蒲松龄的实践做出了精当的总结。他在《读聊斋杂说》中针对金圣叹的言论说:“昔人谓‘莫易于说鬼,莫难于说虎……’,予谓不然。
说鬼亦要有伦次,说鬼亦要得性情。谚语有之:说谎亦须说得圆,此即性情伦次之谓也。试观《聊斋》说鬼狐,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来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这里,冯氏评论了《聊斋》艺术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塑造鬼狐等怪异形象。
所谓“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所谓“极圆”、“极巧”。就是既要赋予这类形象以“人”的思想感情,又要表现出他们作为“物”的自身的特点,而且使二者有机融合,成为人性与物性复合统一的独特的形象。这正是《聊斋》最基本的艺术经验。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谓《聊斋》中“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这段话被认为是《聊斋》评论中的经典言论,但比起冯镇峦的话来,似乎只着重了现象的描述。
冯氏还在具体作品的评点中指出了《聊斋》如何通过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使花妖狐魅具有了人的性情、伦次,并指出了这类形象“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也是充分个性化的。冯镇峦对《聊斋》塑造怪异形象艺术经验的总结,与李贽、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提出的现实主义小说个性化理论遥相呼应,应是很有价值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聊斋志异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