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册制”在美国有坚实的政治社会基础
是否设置发行条件和进行投资价值判断，实质问题是政府是否需要替市场就发行人是否“适合”发行进行判断，反映的是政府和市场之间边界尺度的把握。美国采用“注册制”，是现代政府功能扩展与美国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冲突下的现实选择，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创新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广为接受。
(1)“注册制”是现代政府功能扩展与美国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冲突下的现实选择
美国具有深厚的自由主义经济和小政府的传统，在1929年经济危机前尤为明显，政府对经济干预很少，反映在证券领域，没有联邦层面的证券法，没有强制性的披露制度，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证券基本是依赖于纽约州反欺诈普通法保护投资人的利益。经济危机爆发后，需要政府更多干预经济成为社会共识，罗斯福藉此得以入主白宫，开始了影响美国历史的“百日新政”。
在证券领域，罗斯福总统当时面临两个可以选择的模式：(a)基于价值判断的州层面的“蓝天法”模式(Blue Sky Law)；(b)基于信息披露的英国模式。“蓝天法”模式指的是州政府需要就证券发行是否合理公平，以及是否“适合”该州居民投资发行进行判断。“蓝天”这个词语描述了某些欺诈的证券除了空荡荡的蓝色天空外，没有其他基础。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到底如何取舍在业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经多次博弈选择了英国模式，制定了《1933年证券法》，“注册制”成为美国公开发行证券的基本制度。
时至今日，美国经济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本世纪初爆发了安然的欺诈丑闻，2007年又爆发了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面对这些危机，美国也通过了《萨班斯法案》和《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应对，加大了对上市公司和金融行业的监管，其中《萨班斯法案》对上市企业提出了一系列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对美国“注册制”往政府多管的方向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但是，美国自由经济的传统对政府过度监管带来的融资成本上升和资本市场竞争力下降的后果时刻保持警惕，总会对政府具体监管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回顾比较。比如，对于《萨班斯法案》404条要求审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内控进行鉴证的规定，经业界回顾比较，如今普遍认为该规定不当增加了企业负担，妨碍了企业融资。为减轻融资负担，增强企业活力，美国国会2012年通过了《JOBS法案》，对新兴成长企业大幅减轻了包括404条规定在内的监管要求。新兴成长企业的标准较低，很多企业都可以达到，《JOBS法案》生效后成功发行的美国IPO企业中，大约75%为新兴成长企业，这样整体上有力降低融资成本。根据SEC的2012年报，美国的资本成本从2011年的10.67%降低到了2012年的8.96%，在43个国家中排名第7位，和美国经济危机后政府放松监管激发市场活力的举措不无关系。
从《萨班斯法案》到《JOBS 法案》之间的变化，折射出美国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和现代国家职能扩张之间平衡点的拉锯和反复，这种情况会长期存在。这个背景之下，“注册制”只能是美国长期内的现实选择。
(2)“注册制”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创新企业的发展，广为美国社会接受。
事实证明，选择英国模式，美国把握好了政府监管和市场活力之间的平衡，对促进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支持创新企业的快速发展，有巨大作用。普遍的观点认为，美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企业的飞速发展，就离不开“注册制”下对创新友好的市场环境。“注册制”下，政府不设置条件，不进行价值判断，创新企业不会因其天然的高风险而被剥夺上市融资的机会，失去资本市场的支持，相反，由于资本市场的支持，带动了PE和VC蓬勃发展，激励机制层出不穷，造就了创新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最终成就了美国在互联网等创新领域内的世界领先地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蓝天法”模式对创新的擎肘。“蓝天法”模式下，政府有责任对证券价值进行判断，面对创新企业天然的高风险，政府免责的天性往往会倾向于否决企业发行证券的申请。1980年，苹果公司IPO在马萨诸塞州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形。当时苹果公司发行股票，除需遵守联邦证券法外，在州内出售也需要遵守相关州的“蓝天法”。结果，苹果公司在马萨诸塞州发行股票的申请被州监管机构以风险过高不适合投资者购买的理由拒绝，该州的居民也因此失去了投资苹果公司股票的机会。苹果公司的遭遇，诠释了政府对风险的厌恶，说明了“蓝天法”模式对创新的不兼容。正是因为“注册制”对美国资本市场和创新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其为美国社会广泛接受，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SEC发行端任务清楚，资源调配合理，专业化程度高。
1996年开始，随着National Securities Markets Improvement Act的通过，在NYSE、NASDAQ上市的公司，证券无须在州政府注册。
SEC在发行端的任务清楚，就是要为投资者获取投资所需的信息提供便利，这也是SEC每年工作评价的4大指标之一。该指标进一步细分为12个可测的分指标，其中和披露直接相关的包括IPO注册文件第一轮反馈需要的时间，对已上市公司的年报进行审阅的频率等。为达到上述目标，SEC合理调配资源，提高专业水准，保证了“注册制”的有序高效运行。
(1)严格划分公募私募范围，将监管资源集中需要监管的公募交易上
SEC在发行端除了对注册文件进行审阅外，还需要划定私募和公募的界限，确定需要注册交易的范围。对于私募和公募的界定，SEC有具体细致、操作性强的各种规则指导市场。当出现难以界定的新情形时，市场也可以要求SEC以不予处罚函(No Action Letter)的形式进行界定，避免私募交易事后被认定为公募交易而违法的情形。如何界定私募和公募的界限，是SEC支持企业融资的抓手，往往通过调整认定条件来扩大私募范围，让需要支持的融资行为无需注册即可低成本快速进行。比如，SEC可以通过提高发行额度限制、放宽投资人条件、放松推广方式的限制等手段将原本需要注册的交易视为私募交易从而无须注册。在这方面，D条例和旨在推动成长企业发展的《JOBS 法案》就是很好的例子。
严格区分私募与公募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大量的私募交易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后，SEC可以将有限的资源放在了最需要政府监管的公募交易上，做到合理调配资源，将需要管的事管好。事实上，当公募交易的监管资源不足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安然欺诈案爆发前的20世纪90年代是SEC历史上人手不足最严重的时期之一，SEC不能按期每3年对上市公司的年报进行全面审阅，未能及时发现一些明显不足的披露，对欺诈保持威慑。以安然公司为例，SEC长达约9年的时间未对安然的年报进行全面审阅。一种的观点认为，如果当时SEC的人手充足，能按期正常对上市公司的披露进行审阅，本世纪初爆发的会计丑闻可能不会发生或者不会那么严重。
(2)机构设置体现了功能监管和专业分工的特点，有利于提高审阅的质量和效率，完成SEC在发行端的任务。
从功能监管的角度，SEC将所有发行和上市公司的披露都归由企业融资部负责，这样，包括IPO、再融资、债券发行和结构性融资产品、并购以及上市公司的年报等披露均由同一部门负责审阅，有利于合理调配审阅资源，统一审阅标准；在企业融资部内，将审阅人员按照披露人行业划分为12个办公室，有利于提高行业审阅的专业水平，增进审阅效率；每个审阅办公室大约有25-35个员工，主要由具有执业经验的律师和会计师组成，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这样的机构设置，体现了功能监管和专业分工特点，提高了审阅质量和效率。
(三)披露质量高，市场赖以运行的信息基础好，既是“注册制”的特征，也是“注册制”顺利运行的基础。
(四)整体上关注品牌、注重风险控制的中介机构，是“注册制”顺利运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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