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后期词风特点：后期词反映亡国之痛，哀婉凄凉，题材广阔，含意深沉，极富艺术感染力。境优美，感情纯真，因纯情而缺少理性节制。
南唐亡国后，李煜被俘入宋，“日夕以泪洗面”，李煜直悟人生苦难无常之悲哀，真正用血泪写出了亡国破家的凄凉和悔恨；并把自身所经历的惨痛遭遇泛化，获得一种广泛的形态与意义，通向对于宇宙人生悲剧性的体验与审视，所以其言情的深广超过其他南唐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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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的词示例
1、虞美人
【作者】李煜 【朝代】五代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译文
这年的时光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往事知道有多少！昨夜小楼上又吹来了春风，在这皓月当空的夜晚，怎承受得了回忆故国的伤痛。精雕细刻的栏杆、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还在，只是所怀念的人已衰老。要问我心中有多少哀愁，就像这不尽的滔滔春水滚滚东流。
2、相见欢
【作者】李煜 【朝代】五代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译文
默默无言，孤孤单单，独自一人缓缓登上空空的西楼，抬头望天，只有一弯如钩的冷月相伴。低头望去，只见梧桐树寂寞地孤立院中，幽深的庭院被笼罩在清冷凄凉的秋色之中。
那剪也剪不断，理也理不清，让人心乱如麻的，正是亡国之苦。那悠悠愁思缠绕在心头，却又是另一种无可名状的痛苦。
3、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
【作者】李煜 【朝代】五代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译文
树林间的红花已经凋谢，实在是去得太匆忙了。也是无可奈何啊，花儿怎么能经得起晨起的寒雨，暮晚凄风。飘落遍地的红花，被雨水淋过，像是美人双颊上的胭脂在和着泪水流淌。花儿和怜花人相互留恋，如醉如痴，什么时候才能再重逢呢。
人生从来就是令人怨恨的事情太多，就像那东逝的江水，不休不止，永无尽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煜 （南唐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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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11-21
李煜前后期词的特点与一致性
李煜是我国五代时期最有成就的词人。他的词以亡国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大多描写宫廷生活和男欢女爱之情，风格柔靡；后期词大多抒发亡国之和怀旧伤今之情，风格沉郁。其实，从整体上看，无论是前期的沉醉，还是后期的追寻，都贯彻着一种对精神乐土执着追求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有何具体表现呢？其又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沉醉的原因及表现
南唐于公元937年内李璟建立，地处长江中下游一带，全国三十五州，不仅幅员辽阔，而且地理条件相当优越。不但铁矿等矿产资源相当丰富而且环境也比较安定，因此吸引了大量因战乱而南迁的北方流民。另外，唐中宗李璟在位时，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如奖励耕织、减轻赋税、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这使南唐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当时少有的繁荣气象。
有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安定的环境，繁荣的经济既是文学发展的坚强后盾，也是后来的统治者贪图享乐的温床。据宋代陈世修《阳春集》序云：“金陵盛时，内外无事，相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以丝竹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时人是这样描写当时的生活情形的：“岂但小臣添兴咏，狂歌醉舞一家家”（南唐，张义方《奉和圣制无日大雪登楼诗》）。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从李璟开始，南唐的统治阶层已经不思进取，沉溺于享乐之中了。从另一方面看来，这也充分地展示了南唐庶和繁华。李煜亡国后回忆南唐昔日的繁盛之景写道：“……三千里地山河，凤阁琼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梦”（《破阵子》）。这种楼阁亭台林立、奇花异草遍地的景象，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统治者生活的富丽铺张之景和金陵的繁华气象。而南唐的这种富足是李煜沉醉于欢乐之中的物质保障。
其二，思想上的极端自由是李煜沉醉于欢乐之中的另一关键因素，其思想上的自由性主要是由他身份地位决定的。在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能否得到君王宠幸是文人能否改变自己命运，实现个人价值的关键。因此文人必须要认同自己扮演的社会角色，这样就让文人的思想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使他们人格的其它方面受到了一定的排斥。古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李煜作为南唐的最高统治者，自然是宫妇左右莫不偏爱，朝廷之臣莫不畏惧，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他。因此，同前朝及同时代的文人墨客相比较，在亡国之前李煜受社会“角色”和社会“身份”的限制较少，这就使他思想具有了很强的自由性，这是其自由舒展生命意志的先决条件。再则，从所处的环境来看，他是“生于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的。由此可以推知，早年他与外界基本呈一种隔绝状态。我们从李煜的词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其父中宗李璟在位期间，后周曾三次攻打南唐，夺取了南唐十四州六十县的土地。而李煜后来回忆亡国前的生活时却写道：“几曾识干戈？”（《破阵子》），这充分说明李煜的纯朴和他对外界世事的无知。由此可见，他的生活呈一种封闭状态，宫廷就是他的“无忧岛”。正是这种没有半点风雨吹打的生活使他具有一原使的生命形态和自由放纵的生活意志，并使其整个生命形态和自由放纵的生活意志，并使其整个生命形态具有一种率真自然之美。
自由的天性、狭窄封闭而优裕的宫廷生活使他与女性的关系显得格外密切。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敏感心灵让他倾注了对宫延女性的无限激情。因此，在李煜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可爱的女性形象：
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长相思））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镂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菩萨蛮》）
晓妆初过，沈袖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若。乡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一斛珠》）
这些女性形象，有的具有芭蕉秋雨掩映下的淡雅和感伤，有的具有轻雾花月迷失中的大胆和活泼，有的具有微醉后斜凭绣床的娇柔和妩媚。所有这些形象，无不极富神韵和生活意趣，无不浸润了李煜对她们一种深切的依恋和强烈的爱慕之情。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这样说过：“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透过李煜那些充满爱的芬芳的词章，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闪烁着强烈的自由幸福之光。
在李煜前期的词中，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形象，那就是渔父，李煜是这样描绘 渔父的：
浪花有意千里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渔父》）
浩翰无边的大江之上，是飞溅而起的洁白浪花；江边，是春意盎然的桃李，渔父腰悬葫芦，肩扛鱼竿，一边徐步而行，一边昂首高歌。这位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渔父形象，实际上是他自由情感的辐射和外化，是他快乐心灵世界的无隐坦露和个性的自由展现。从李煜的其它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强烈的激情和旺盛的生命力在他体内的冲撞，“笙箫吹断水云开，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悄，醉拍辣干情味切”（《玉楼春》）；“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曾，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另殿遥闻箫鼓奏。”（《浣溪沙》）李煜描绘的这种酣歌狂舞的场面即便跟后来晏几道描绘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鹧鸪天》）的场面比较起来也毫不逊色。从那些欢乐的场面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李煜那喷薄涌动的情感急流和高扬的生命激情。
李煜生命志自由舒展的无节制性使他远远背离了他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勤政爱民的国君，他的人生悲剧是注定的。
二、追求乐士的缘由及体现
五代十国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富国强兵、使百姓安居乐业是当时各国统治者争夺霸权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李煜非但没有让黎民百姓享一日之福，反而让他们饱受盘剥之苦。南唐末年，鹅生双黄蛋，杨柳结絮都要征税，大肆的挥霍导致国库亏空繁重的赋锐致使民愤四起。这就使垂涎已久的北宋王朝有了可乘之机。公元974年10月，北宋大将曹彬挥师南下，攻打金陵，第二年11月，金陵城破，李煜肉袒出降，并与子弟45人同被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忍辱含垢的囚徒生活。
到北宋之后，不仅他自己的人生自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且连他的妻子也经常被迫为宋太宗赵光义陪宴待寝。昔日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主，而今却成了至微至陋的阶下之囚。前后境遇自是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一个情感细腻的人来说，环境的变化越大，情感的落差也就越大，情感也就表现得越强烈，越持久。所以，从李煜被俘到北宋直至他死，故国一直都令他魂牵梦绕。在他的后期词章中，到处可见他对故国绵延不绝的思念和追忆。
现实的缺憾是他走向追寻和回归的决因素，回归是期对环境无奈的选择。李煜，他既没有越王勾践的胆识和气魄，又不像后主刘禅一样麻木不仁。作为一个文人，他只好在文学中去回味过去的美好，以摆脱现实烦恼，精神分析创始人弗罗伊德认为；文学创作是本能种红升华的结果也是得不到现实满足的欲望的补偿，李煜的追寻实质是一种补偿冲动。在李煜对故国的深切怀念中，“梦”这个意象多次出现在他的后期词中，如“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乌夜啼》）；“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子夜歌》）；“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弗罗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梦）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梦的静观有一种深沉内在的快乐”。的确，在梦境中，人可以暂时忘却现实世界的苦难，可以用随心所欲编织的美丽幻景去弥补现实世界的缺憾。在梦境中，人们可以创造出一个远离现实苦难的美妙世界。梦境世界可以暂时作为个体的天堂，成为个体躲避现实痛苦的庇护所。就李煜来讲，梦实际上他回归土愿望的达成。是他希求回归乐土意识的典型反映。
需要注意是，李煜后期词中的“故国”已不再是实指，而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归宿的象征。它代表着温暖和安全，是让李煜依赖和获得慰籍的“母体”，只有在哪里，李煜才能获得生命的安稳和平静，但是因为想重返而不可得，这就使其由追忆和怀念陷入了一种更深的孤独感和漂泊感之中，从孤独悉苦和感伤之中，走向了更为强烈的渴望。“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相见欢》）。愁思如水，悠长无尽，潜藏在无意识之中的是不可开解的怀乡情结，这种情结本质上是对过去欢乐时光的苦苦追寻和精神乐士的执著追求。
三、李煜追求主体意识的意义
在李煜的词中，无论是沉醉，还是追寻，一以贯之的是一种“我求乐，故我在”的思想，这样也就将个体、即人本身的价值摆在了第一位。这是有进步意义的。我国古代社会中，一直以来，尊重和信奉的是一种“为他”的思想。不论是陶渊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的雄心，还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不论是王勃“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的嘘叹，还是孟浩然“欲济无舟辑，端居耻圣明”的感慨，都寄予了一种在“为他”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实际上，这种个人价值的过程伴随着一种自我的压抑和个性的消磨。李煜对那种“为他”思想的背弃，就使得“自我”成为他关照的主体和核心。对自我的反观和深刻挖掘使他的词（尤其是后期词）闪烁着强烈的人性光辉。李煜的“求乐”思想从本质上讲是对生活中美的爱慕和怀念。“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李煜对身在故国美好时光的这种追忆实际上涵盖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好花不常花，好景不常在”的普遍感叹，包含了人类对美和乐一种共同的希冀和永恒的追求。这就使其感性生命得以鲜活流动和生生不息，并让其词超越了时空和阶级，对人的心灵具有一种永不衰竭的冲击力，这就是李煜追求生命乐士主体意识的价值所在。
李煜是我国五代时期最有成就的词人。他的词以亡国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大多描写宫廷生活和男欢女爱之情，风格柔靡；后期词大多抒发亡国之和怀旧伤今之情，风格沉郁。其实，从整体上看，无论是前期的沉醉，还是后期的追寻，都贯彻着一种对精神乐土执着追求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有何具体表现呢？其又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沉醉的原因及表现
南唐于公元937年内李璟建立，地处长江中下游一带，全国三十五州，不仅幅员辽阔，而且地理条件相当优越。不但铁矿等矿产资源相当丰富而且环境也比较安定，因此吸引了大量因战乱而南迁的北方流民。另外，唐中宗李璟在位时，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如奖励耕织、减轻赋税、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这使南唐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当时少有的繁荣气象。
有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安定的环境，繁荣的经济既是文学发展的坚强后盾，也是后来的统治者贪图享乐的温床。据宋代陈世修《阳春集》序云：“金陵盛时，内外无事，相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以丝竹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时人是这样描写当时的生活情形的：“岂但小臣添兴咏，狂歌醉舞一家家”（南唐，张义方《奉和圣制无日大雪登楼诗》）。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从李璟开始，南唐的统治阶层已经不思进取，沉溺于享乐之中了。从另一方面看来，这也充分地展示了南唐庶和繁华。李煜亡国后回忆南唐昔日的繁盛之景写道：“……三千里地山河，凤阁琼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梦”（《破阵子》）。这种楼阁亭台林立、奇花异草遍地的景象，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统治者生活的富丽铺张之景和金陵的繁华气象。而南唐的这种富足是李煜沉醉于欢乐之中的物质保障。
其二，思想上的极端自由是李煜沉醉于欢乐之中的另一关键因素，其思想上的自由性主要是由他身份地位决定的。在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能否得到君王宠幸是文人能否改变自己命运，实现个人价值的关键。因此文人必须要认同自己扮演的社会角色，这样就让文人的思想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使他们人格的其它方面受到了一定的排斥。古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李煜作为南唐的最高统治者，自然是宫妇左右莫不偏爱，朝廷之臣莫不畏惧，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他。因此，同前朝及同时代的文人墨客相比较，在亡国之前李煜受社会“角色”和社会“身份”的限制较少，这就使他思想具有了很强的自由性，这是其自由舒展生命意志的先决条件。再则，从所处的环境来看，他是“生于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的。由此可以推知，早年他与外界基本呈一种隔绝状态。我们从李煜的词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其父中宗李璟在位期间，后周曾三次攻打南唐，夺取了南唐十四州六十县的土地。而李煜后来回忆亡国前的生活时却写道：“几曾识干戈？”（《破阵子》），这充分说明李煜的纯朴和他对外界世事的无知。由此可见，他的生活呈一种封闭状态，宫廷就是他的“无忧岛”。正是这种没有半点风雨吹打的生活使他具有一原使的生命形态和自由放纵的生活意志，并使其整个生命形态和自由放纵的生活意志，并使其整个生命形态具有一种率真自然之美。
自由的天性、狭窄封闭而优裕的宫廷生活使他与女性的关系显得格外密切。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敏感心灵让他倾注了对宫延女性的无限激情。因此，在李煜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可爱的女性形象：
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长相思））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镂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菩萨蛮》）
晓妆初过，沈袖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若。乡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一斛珠》）
这些女性形象，有的具有芭蕉秋雨掩映下的淡雅和感伤，有的具有轻雾花月迷失中的大胆和活泼，有的具有微醉后斜凭绣床的娇柔和妩媚。所有这些形象，无不极富神韵和生活意趣，无不浸润了李煜对她们一种深切的依恋和强烈的爱慕之情。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这样说过：“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透过李煜那些充满爱的芬芳的词章，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闪烁着强烈的自由幸福之光。
在李煜前期的词中，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形象，那就是渔父，李煜是这样描绘 渔父的：
浪花有意千里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渔父》）
浩翰无边的大江之上，是飞溅而起的洁白浪花；江边，是春意盎然的桃李，渔父腰悬葫芦，肩扛鱼竿，一边徐步而行，一边昂首高歌。这位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渔父形象，实际上是他自由情感的辐射和外化，是他快乐心灵世界的无隐坦露和个性的自由展现。从李煜的其它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强烈的激情和旺盛的生命力在他体内的冲撞，“笙箫吹断水云开，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悄，醉拍辣干情味切”（《玉楼春》）；“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曾，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另殿遥闻箫鼓奏。”（《浣溪沙》）李煜描绘的这种酣歌狂舞的场面即便跟后来晏几道描绘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鹧鸪天》）的场面比较起来也毫不逊色。从那些欢乐的场面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李煜那喷薄涌动的情感急流和高扬的生命激情。
李煜生命志自由舒展的无节制性使他远远背离了他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勤政爱民的国君，他的人生悲剧是注定的。
二、追求乐士的缘由及体现
五代十国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富国强兵、使百姓安居乐业是当时各国统治者争夺霸权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李煜非但没有让黎民百姓享一日之福，反而让他们饱受盘剥之苦。南唐末年，鹅生双黄蛋，杨柳结絮都要征税，大肆的挥霍导致国库亏空繁重的赋锐致使民愤四起。这就使垂涎已久的北宋王朝有了可乘之机。公元974年10月，北宋大将曹彬挥师南下，攻打金陵，第二年11月，金陵城破，李煜肉袒出降，并与子弟45人同被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忍辱含垢的囚徒生活。
到北宋之后，不仅他自己的人生自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且连他的妻子也经常被迫为宋太宗赵光义陪宴待寝。昔日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主，而今却成了至微至陋的阶下之囚。前后境遇自是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一个情感细腻的人来说，环境的变化越大，情感的落差也就越大，情感也就表现得越强烈，越持久。所以，从李煜被俘到北宋直至他死，故国一直都令他魂牵梦绕。在他的后期词章中，到处可见他对故国绵延不绝的思念和追忆。
现实的缺憾是他走向追寻和回归的决因素，回归是期对环境无奈的选择。李煜，他既没有越王勾践的胆识和气魄，又不像后主刘禅一样麻木不仁。作为一个文人，他只好在文学中去回味过去的美好，以摆脱现实烦恼，精神分析创始人弗罗伊德认为；文学创作是本能种红升华的结果也是得不到现实满足的欲望的补偿，李煜的追寻实质是一种补偿冲动。在李煜对故国的深切怀念中，“梦”这个意象多次出现在他的后期词中，如“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乌夜啼》）；“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子夜歌》）；“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弗罗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梦）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梦的静观有一种深沉内在的快乐”。的确，在梦境中，人可以暂时忘却现实世界的苦难，可以用随心所欲编织的美丽幻景去弥补现实世界的缺憾。在梦境中，人们可以创造出一个远离现实苦难的美妙世界。梦境世界可以暂时作为个体的天堂，成为个体躲避现实痛苦的庇护所。就李煜来讲，梦实际上他回归土愿望的达成。是他希求回归乐土意识的典型反映。
需要注意是，李煜后期词中的“故国”已不再是实指，而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归宿的象征。它代表着温暖和安全，是让李煜依赖和获得慰籍的“母体”，只有在哪里，李煜才能获得生命的安稳和平静，但是因为想重返而不可得，这就使其由追忆和怀念陷入了一种更深的孤独感和漂泊感之中，从孤独悉苦和感伤之中，走向了更为强烈的渴望。“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相见欢》）。愁思如水，悠长无尽，潜藏在无意识之中的是不可开解的怀乡情结，这种情结本质上是对过去欢乐时光的苦苦追寻和精神乐士的执著追求。
三、李煜追求主体意识的意义
在李煜的词中，无论是沉醉，还是追寻，一以贯之的是一种“我求乐，故我在”的思想，这样也就将个体、即人本身的价值摆在了第一位。这是有进步意义的。我国古代社会中，一直以来，尊重和信奉的是一种“为他”的思想。不论是陶渊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的雄心，还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不论是王勃“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的嘘叹，还是孟浩然“欲济无舟辑，端居耻圣明”的感慨，都寄予了一种在“为他”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实际上，这种个人价值的过程伴随着一种自我的压抑和个性的消磨。李煜对那种“为他”思想的背弃，就使得“自我”成为他关照的主体和核心。对自我的反观和深刻挖掘使他的词（尤其是后期词）闪烁着强烈的人性光辉。李煜的“求乐”思想从本质上讲是对生活中美的爱慕和怀念。“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李煜对身在故国美好时光的这种追忆实际上涵盖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好花不常花，好景不常在”的普遍感叹，包含了人类对美和乐一种共同的希冀和永恒的追求。这就使其感性生命得以鲜活流动和生生不息，并让其词超越了时空和阶级，对人的心灵具有一种永不衰竭的冲击力，这就是李煜追求生命乐士主体意识的价值所在。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6-09-09
李煜后期词较前期内涵更为丰富、感情更为复杂,故更具有文学研究的价值.语言是思想的表达,李煜词风的独特性正是其内心感受的独特所在,其性格特点和生活经历的巨大变化使他的感受异于常人,词风也有了突破.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09-12-05
哀伤啊，别的嘛，对家国的思念。
还有弟弟从善
还有弟弟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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