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12-04
韩国教育制度
韩国政府于1951年3月20日修改教育法后，正式开始"6.3.3.4"基本学制，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
1.高等教育：韩国的高等学校包括专科大学、教育大学、师范大学、综合大学和研究生院等，以实施全日制教育为主。其中专科大学为二年制，教育大学、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为四年制，而医科大学的学制则为六年，研究生院的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各为三年制。此外，韩国还设有实施成人高等教育的广播函授大学和开放大学，主要设专科大学和学士学位的课程，学制为二至四年。韩国的高等学校分为国立、公立及私立等三种管理体制。
2.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包括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韩国的初级中学作为中等教育机构，学制为三年，招收小学毕业生，为升入高中和相当于高中的其他学校做准备。韩国的高级中学分为人文高中、实业高中，学制均为三年，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及具有同等学历者。
3.初等教育：韩国的初等教育，学制六年，招收六岁儿童入学，为升入初级中学做准备。韩国的初等教育机构均为义务教育学校，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增设实业科，对学生进行基础性的科学技术教育和简单的职业训练。
中国的教育相比就有很多缺点：
今天中国的教育制度是问题多多，困难重重，许多的利益群体牵扯到里面去，若牵一发那可真是动全身啊。
对于中国的教育制度讨论最多的几点是：
一、关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可谓是十人评价九人摇头啊，我们天天要求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可是，看看我们的高中教育，无不是只重视升学率，每年一个学校能考上多少个清华、北大，整天学生是埋首于故纸堆之间，作题、作题、还是作题。尤其是一些高考大省，像山东，以及一些县立高中，只要高考资源不能在全国各地相对平均的分配，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二、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
几时教育变成了一种产业，尽管国家一直都不承认这个问题，可是教育已经成了一门产业，教育的收费问题真是一大顽疾，西部的许多地区的孩子上不起学，农村的许多学生上不起大学，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有高额的择校费，据说，教育曾被评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
三、关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教育资源是什么，如师资力量就是一类，但是我这里所说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指的的国家分配不公，国家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财政支持的不公，具体上是东西部的不公，农村与城市的不公，省立高中与县立高中的不公等，政策的不公，具体是高考是分省录取、高考有许多的加分政策等，这样，就产生了许多问题，高考大省里的学生们，拼命的学习作题，人数教少的省的学生过的是潇洒有滋味，还有什么高考移民等。
四、关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免费问题
为什么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我国，却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免费，像古巴、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而我们却在口口声声的说以目前的形势看，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想问一下，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具备呢？十年前我们这样说，十年后我们还是这样说，真是悲哀啊，教育是一长久投资长久收益的行业，其在我国现代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教育制度中的这些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还大程度是我们的政府在纵容，在现在的社会，一方面，国家在改革中强调效率，另一方面，却又在忽视公平，许多的利益群体的幕后操纵，是现今中国存在的许多的问题的原因之一。
但也有一些中国教育制度的改善方式：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在现实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中，如何建立政府与学校的正确关系；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确立政府与市场在发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如何建立、平衡中央与地方管理教育的权限和关系，促进教育的地方化；改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促进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以保障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和创造性；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
前不久，在由中国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教育制度改革：探索与反思”研讨会上，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诸宏启教授及来自福特基金会的何进和民办信孚教育集团的柴纯清等专家就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了上述问题并进行了阐述。
教育制度改革的理念和价值
杨东平、储朝晖、王烽等专家认为，中国的政治文明、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都有赖于先进的、真正能够兴国的教育。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需要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改革需要奠定清晰的价值和目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民主政治的社会现代化方向相一致，中国教育的基本价值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教育的普及性。现代教育的历史，就是不断普及和扩大教育的历史，通过更大程度地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从而提高民族素质，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增进和扩大社会民主。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旺盛的教育需求，特别需要弘扬中华民族重教兴学的精神和民间办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开放教育，解放教育生产力。这也是“穷国办大教育’的一个必由之路。同时，需要发展信息时代以通讯技术和网络为主的各种新的教育方式和途径，在终身教育的视野中，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教育制度。
教宵的公平性。现代教育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动机”、科技发展的“加速器”，也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平衡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现实的发展目标。当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制度性原因。需要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缩小而非人为扩大客观存在的各种教育差距和社会差距。
教育的民主性。在我国的现实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重建教育的公共性。它意味着要通过制度创新，分散和下放管理权力，促进办学体制的灵活性和多样化，使教育重新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机盎然的事业。在教育多元化、社会化、地方化的格局中，重建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与此同时，需要确立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师生平等、社会参与等价值；确立知识分子的学术权力和在教育、科研中的中心地位；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教育决策体制和机制；建立学校与家长、与社区紧密联系的参与机制。
教育的人文性。现代教育具有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发展这样相辅相成的两翼，必须在教育的功利和非功利的两种价值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重视教育树人育人、文化传递、社会整合等非功利价值，防止经济主义、科学主义、能力主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对教育的戕害，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确立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是指与学科中心、考试中心的价值相反，围绕青少年生长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的民主的教育、活的教育、有用的教育，以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同时，使各级学校成为社会和社区的文化中心，使教育成为社会文明和道德的灯塔，成为文化传承和繁荣的源泉。
教育的实用性。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校教育的现实中，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学生与社会生活相脱离的弊端特别严重。因而，造就一种实用性、适用性的教育仍然是必要和重要的追求。教育应能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要，满足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能够切实地改善人的生存处境和提高生活质量。这样的教育必然是因地制宜的、灵活的和多样化的，它有赖于教育管理体制的地方化，以及使学校真正拥有办学的自主权。
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和动力机制
杨东平、储朝晖、王烽等专家认为，具体的教育制度改革，包括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的建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考试、评价和用人制度改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社会参与制度的建立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教育行政制度改革。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需要汲取有限政府、依法行政等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则，落实《行政许可法》和其它法律法规，改革高度集中、大一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使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从管理型、计划型向指导型、服务型转变。通过政府教育管理权的下放，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以恢复教育的活力、创造力和多元化，实现学校的自主性、学校管理的民主化．
在论及当下中国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时，杨东平等专家认为，当前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事业领域的改革，存在三种不同的动力和价值。
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惯性。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国家主义的目标和价值具有很强的惯性，仍在当下的社会生活、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基本特征是强调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强调效率和发展。为此，习惯性地主张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国家掌控资源，实行集中计划，在资源配置上存在城市中心、效率优先、重点扶持、轻视和歧视民办教育等价值特点，形成教育系统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
二来自市场的动力和价值。市场经济的发育改变了教育的外部环境，使市场机制、市场价值等极大地影响了教育发展。教育消费、教育成本分担、教育投资、教育服务之类的观念深入人心，个人的教育权利和教育利益开始受到重视。它主张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率，倾向用企业管理改善教育管理。它推动了入学机会和标准的多元化，同时具有将利益交换原则引入教育的倾向，试图用“金钱面前的平等”改变“分数面前的平等”。它推动了教育地方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所谓的“地主效应”，如各地名牌大学招生本地化的趋势。
三是教育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转型期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被称为是“内部人改革”，即在缺乏社会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的情况下，由掌握重要资源的权力部门自己进行的改革。因而，在这一模式下的改革，其实际关注的往往不是如何开放市场，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务，以及通过管理改革提高效率；而是通过创收、收费等营利性的环节追求自身利益，甚至公开地设租寻租。它造成了基于垄断而产生的部门利益及特殊利益集团，造成扭曲的市场和不公平竞争，极大地败坏了改革的形象，引致人们对市场化方向的怀疑。
基于上述认知，专家们强调，当前最突出的教育问题，表现为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确定和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功能、教育责任，奠定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