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
《新语·无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春秋战国时期，绽开了一朵极为绚丽的思想奇葩——民本思想。其中最为后人称道并加以广泛引用的，是《孟子》和《荀子》中的两段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当然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主义。比如，在古希腊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许有君主存在的，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却从来没有而且也从不试图在制度的层面上排斥和否定君主与君权。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以民权制约或抗衡君权，也即在民与君之间构造一种“张力”。检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可将其主要观点归纳为三：
1.君权的根本在民；
2.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
3.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
但是，民本思想这朵奇葩在战国晚期逐渐枯萎，至秦王朝几尽凋弊。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1.适应于战时特点的法家思想受到政治家们的青睐和采纳，而民本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儒家却往往不能见容于这个崇生活场景尚攻取的时代。一些法家人物，在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摇旗呐喊时，将君权至上论推向极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照他们看来，君主再坏，终究是君主，臣民再好，终究是臣民。这就好比再破烂的帽子也要戴在头上，再美好的鞋子也必须踩在脚下。
法家也有一些重视“民”的言论。然而为法家所看重的，主要是可直接用于耕战的“民力”，而非“民心”。有的法家甚至公然宣称：“虽拂于民心，立其治。”（《韩非子·南面》）丝毫不见民心的向背对为政、治国的重要性。他们还将欲“得民之心”的儒家，斥之为“不知治者”，以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如果想要适合民意、民心，乃是“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韩非子·显学》）。
法家思想的本意，固然不在于造就一个绝对化的皇权，以让君主毫无约束，但思想界的这种动向，却在事实上为绝对化皇权的出现，做了舆论上的开路工作。
2.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秦始皇，不仅错误地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且想“独擅天下之利”。他以“独制于天下”的政治实践，彻底否定和摒斥了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