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与东晋南朝时期对江南地区的开发.

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与东晋南朝时期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在农业、手工业、城市和商业方面都有不同表现,请从这三方面加以比较说明。

一、农田水利

(一)孙吴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水利事业的开发

我国的南方地区,气候温暖,雨量丰沛,池沼遍布,土地肥沃,非常适宜于农耕,尤其适合于水稻的种植。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水利设施,不能合理地利用优越的水土资源,农业生产依然得不到保障。东汉以来,江南地区的农业和水利事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只集中在某些点上,就广大地区来说,开发程度不高,仍然处于地旷人稀的状态,农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显然落后于北方黄河流域。孙吴立足江东,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其政治、经济中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国开支,北与曹魏抗衡,西与蜀汉争雄,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和水利事业,建立起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为此,和曹魏一样,孙吴在其统治区域内,也大兴屯田,开发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军粮供给,增加财政收入。孙吴的屯田始发于建安八、九年(203—204)左右,直到西晋灭吴,历时70余年。采取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方式,比较有利于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土地开发。孙吴统治时期农田水利事业的一大特点就是:土地的开发与水利事业同步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即意味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因此,随着孙吴屯制的推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利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有关孙吴屯田的区域及形式,他著已多有阐述,此处不再赘述。本文只是围绕上述特点,具体介绍其水利事业的发展状况。

1.太湖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开发 太湖地区是江南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秦汉时期,这里已建起了海塘、圩田、堰塘、运河等多种水利工程。东汉末年,这一带已是一派“沃野万里,士民殷富”的景象①。孙吴立足江东,为了使太湖地区成为其经济中心,继续致力于这一地区水利营田事业。建安八、九年,孙权派陆逊为海昌(今浙江海宁一带)屯田都尉,在太湖东、南部平原经营水利屯田。以后,又在毗陵(治今江苏常州)设典农校尉。毗陵典农校尉经营的范围相当广,辖有今无锡、江阴、常州、丹阳、丹徒等地。为了加速太湖地区农田水利的开发,孙吴政府有时还组织各路人马进行屯田大会战。如赤乌年间,“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万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②。”数万人会佃毗陵,可见屯田规模之大。

太湖地区扩大屯田耕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农田水利的建设过程。孙吴时期太湖地区的水利事业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太湖堤塘的修筑。太湖东南沿岸的堤塘将太湖与湖东、湖南水乡间隔开来,是太湖东南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前提。沿湖堤塘的修筑,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相传长兴县东35里处的蠡塘为春秋末期的范蠡所筑③。以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皋伯通在长兴县东北25里处筑皋塘,“以障太湖之水”④。孙吴时期,随着湖东地区屯田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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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

②《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③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三引《吴兴山墟名》。

④明·沈启:《吴江水考》卷一。

沿太湖东、南岸的堤塘屡有修筑。孙休时,为防御太湖水泛滥,东自吴兴城北,西抵长兴,“为长堤数十里”,称为“青塘”,目的在于“以绝水势之奔溃,以卫沿堤之良田,以通往来之行旅”①。青塘的建成,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湖水的外溢,改善了湖东和湖南的水土环境,促进了湖东、湖南地区农业的发展。

(2)海塘的兴筑。太湖地区的东南,濒邻大海。沿海陆地的高程远远挡不住高潮的袭击。因此,沿海人民便修筑海塘,防御海潮,改善沿海的斥卤之地,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据《吴越备史》载,孙皓时,“华亭谷极东南有金山咸海塘”。又《嘉兴府志·海塘》引《赵图记》称:“海塘去郡城百里遥,亘海盐、平湖二县之境,延袤百七十里。”金山,汉魏时期与陆相连,唐以后陷入海中,与大陆分离。孙吴之前及以后,均无在金山修筑海塘的记载。因此,金山咸海塘,很可能是孙吴时所筑②。当时孙吴在海昌屯田,从事耕垦,为适应农垦发展的需要,在东南沿海修筑海塘是极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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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湖州府志·新复青塘堤岸记》。

②参阅汪家伦、张芳编著:《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158~159页。

(3)平原河渠沟洫的开凿。太湖地区,河网密布。然而,如果不将这些水面加以约束引导,则会经常遍地横流,触地成川,危害农业生产。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工地开凿了众多的塘河沟渠,约束引导水流。这些塘河沟渠兼有防洪、排涝、灌溉、饮用和交通等多种功能,在太湖地区纵横密布,是千百年来太湖地区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的产物。其中当有不少这样的工程始凿于孙吴时期,可惜因记载缺如,所见者惟有疏凿长广溪一例。光绪《无锡金匮县志》载:赤乌八年(245),校尉陈勋疏凿长广溪。据《建康实录》卷二记载,赤乌八年前后陈勋在太湖地区主持屯务,领有屯兵数万。长广溪可能是为适应屯田耕垦的需要而疏导的一条塘河。长广溪北口通太湖之北汊,南口通太湖,长30里,广里余,纵穿无锡西南之土股①。从其所经之地及两端与太湖连接的情况来看,似为引太湖水灌溉农田的工程。

(4)运河的整治和开凿。江南运河的北段丹阳至丹徒一带,因地势高亢,两岸夹岗连绵,经常发生水浅阻航的情况,是历来疏浚的重点。孙吴时期,岑昏首先对这段河道加以疏治,“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今镇江市东15里)、小辛(今丹阳城北10余里)间皆斩绝陵垄,功力艰辛”②。工程十分艰巨。经过这次治理,改善了航运条件。清人王鸣盛说:“自古吴县行舟,过无锡、武进、丹阳至丹徒水道,自孙氏始。”⑨岑昏对江南河北段的治理,不仅便利了航运,而且两岸“渠流瓴建,南倾北泻”,同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灌溉条件。

2.古丹阳湖地区的屯田和湖田的开垦 古丹阳湖位于今江苏溧水、高淳和安徽当涂、芜湖、南陵、宣城诸县境内,水面相当宽阔。湖区内围湖耕垦有着悠久的历史,围出的湖田地势平坦,土地肥美,灌溉便利,对政府和农户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光绪《高淳县志·山川》载:“相国圩内田四万八千亩,周四十里。春秋时吴筑固城为濑渚邑,因筑是圩附于城,为吴之沃土。”可见,围湖垦田自春秋以来即有之。孙吴建都建邺后,古丹阳湖地区也是重要的屯田区之一,设于湖(在今当涂县境)督农校尉,大规模地经营屯田,开拓沿湖沼滩,截湖泄水,辟土造田,发展农业生产。例如,位于今宣城北60里的金宝圩,本古金钱湖,是古丹阳湖的一部分,“孙氏起江东,中原避乱者多归之,无田可种,始将金钱等处兴筑围田,各分疆界,多为邑里”④。又如浦里塘,永安三年(260)秋,“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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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十一。

②《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部》引《吴录》。

③《十七史商榷》卷四二。

④民国《高淳县志》卷十五。

里塘”①。大概由于选址不当,这次没有成功。8年后,奚熙再次提出在浦里围湖,“建起浦里田,欲复严密故迹”②。可见,围垦古丹阳湖的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占着很大的分量。此外,著名的高淳永丰圩、芜湖咸宝圩等,都始筑于孙吴时期。

孙吴在古丹阳湖区推广屯田,促进了这个地区圩田水利的开拓。经过广大屯田客、屯田兵的辛勤劳动,在烟波浩渺的古丹阳湖区,开垦出了无数的良田,为发展这里的稻作农业提供了优越的水土资源。这不仅成为当时孙吴政权的一个富庶的农业经济区,而且为六朝各代及以后历代的继续开发奠定了基础。

3.滨江地带的屯田和水利事业 孙吴政权在长江中下游滨江地带设立的屯区有10多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区:以皖口为中心的江北屯区和以武昌为中心的南北诸屯。

(1)江北屯区。皖口在今安徽省安庆市西南,是皖水的入江口。皖水下游有一片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曹操曾派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③,为南下攻吴做准备。当时吕蒙向孙权建议说:“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④于是,孙吴于建安十九年(214)五月征皖,俘虏曹操屯田男女数万口,继续在皖口大兴屯田。江北屯田主要种植水稻,需要相应的水利设施,因此,随着屯区的不断扩大,农田水利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建安中,吕蒙任庐江太守,在皖城凿石通水,“注稻田百余顷”,使原有的吴塘陂灌区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功利及人”,百姓立庙祀之⑤。由于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在皖城一带开辟了大面积的稻田,成为当时重要的水稻产区。仅江北屯田的西圩一屯,即可“得谷数万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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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六四《吴志·濮阳兴传》。

②《三国志》卷六一《吴志·陆凯传》。

③④《三国志》卷五四《吴志·吕蒙传》。

⑤《三国志集解》卷五四《吕蒙传》注引《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五。

⑥《读史方奥纪要》卷二六望江县条下。

(2)南北诸屯。长江中游以武昌为中心的南北诸屯的开辟,促进了长江中游一些地区农田水利的发展,其主要者有以下数处:

第一,阳新灌区。在长江南岸,孙吴时曾修有“阳新灌区”。《水经注·江水》载:江水“又东,过下雉县(治今湖北阳新东)北,……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阳新县之青湓山,西出流,经阳新县。……水之左右,公私裂灌,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富水是长江南岸的一条小支流,河谷平原宜于农耕。孙吴时,在富水沿岸设置了下隽、阳新诸屯,引富水灌溉。从“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来看,当时阳新一带的农田水利事业相当发达。

第二,引巴灌区。引巴灌区在古武昌附近的长江北岸。《水经注·江水》鄂县条下载:“江水左侧,巴水注之,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灌野。”引巴灌区位于今湖北省罗田一带,处于吴、魏交界处,屯田的意义重大。因此,水利灌溉事业也由此开展起来。

第三,涔水屯区。建安十四年到十八年,周泰“将兵屯岑”,经营水利屯田,引岑水灌溉农田①。岑,在今湖南澧水下游,涔水是澧水北岸的支流。《水经注》卷三七称:澧水东过作唐县(治今湖南安乡县北),“入县,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门郡界,南流至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数千顷。”《水经注》所称涔坪屯,可能就是周泰经营水利屯田后的状况②。引涔灌溉数千,可见规模之大。

此外,江陵、安陆屯区的农田水利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基传》载:“江陵有沮、漳二水,灌溉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反映这些屯田区的水利事业也具有相当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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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五五《吴志·周泰传》。

②参阅汪家伦、张芳编著《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166~167页。

孙吴政权持久地推行屯田制,大力开发利用长江中下游的水土资源,发展水利事业,不仅在当时为孙吴建立了较为强实的经济基础,能够在三国纷争中立足江东,而且,在开拓江南地区水网,围垦湖田,修筑圩田水利,兴建灌溉工程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奠定了南方水利和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基础,为东晋南朝立足东南,抗衡北方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孙吴时期的屯田和水利建设,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其以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东晋南朝时期的农田水利事业

东晋南朝长时期来辖有淮河、汉水以南的广大地区。淮河、汉水一线,是南北政权的前沿地区。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是东晋南朝政权的政治中心,又是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所谓“百度所资,罕不自出”①。出于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东晋南朝政府对这两个地区的农业生产非常关注。因此,农田水利的经营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区域,尤其是江南地区,在东晋南朝时期一直是开发的重点。除了这两个重点区域以外,巴蜀地区在原有农田水利的基础上得到继续发展,岭南地区也逐步走上了较快的开发进程。

1.三吴地区 三吴地区由于丘陵岗阜多,湖沼洼地多,降水量的时空分布不均,长期以来,高地患旱,洼地病涝,因此,只有建立良好的排灌系统,才能够充分利用这里丰富的农业资源。江南人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开创了沿江滨湖以水网圩田为主,山地岗阜以陂塘堰坝为主的农田水利特色。在东晋南朝的270年间,南北两支生产大军在江南大地辛勤垦拓,无论是水乡的水网工程,或是高地的堰塘工程,都在孙吴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为唐以后江南地区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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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

(1)宁镇地区的水利建设。宁镇地区当时为丹阳、晋陵两郡属地,以丘陵阜岗的地形居多,大多属低山浅丘,地势起伏较大,一遇暴雨,山洪怒发,冲毁田园;若久晴无雨,则又溪涧绝流,无水可灌。古代劳动人民针对特殊的自然环境,开创了以堰塘为主的水利灌溉事业,筑塘拦水,多雨时蓄水,天晴无雨时,则放水灌溉,形成了无以数计的小型水库。东晋南朝时期,宁镇地区的堰城工程为数就不少。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在谈到这个地区的水利情况时说:“旧遏古塘,非惟一所。”①其中见诸文献的著名工程就有八九项之多,大都分布在今镇江、丹阳、金坛、溧阳等地。

第一,练塘。练塘筑于晋室南渡之前,位于丹阳县城西北,唐时周围四十里,又称练湖。陈敏“据有江东,务修耕织,令弟谐遏马林溪以灌云阳,亦谓之练塘,灌田数百顷”②。练塘仰受句骊山、长山之水,不仅灌田,亦可济运,是江南运河上著名的水利枢纽。

第二,新丰塘。新丰塘在今丹阳县城北约20里的新丰镇附近,又名新丰湖,是东晋初期兴建的一项蓄水灌溉工程。东晋元帝大兴四年(321)晋陵内史张闽主持兴建。《晋书·张闾传》称:“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闿乃立曲阿新丰塘。”当时共用工211420个,可见规模之大。“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③。工程建成后,“灌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促成了这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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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齐书》卷四○《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②③《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

第三,赤山塘。赤山塘位于都城建康东南,是建康周围古堰塘中最著名者。赤山塘又名赤山湖,在今句容县城西南约30里处。相传孙吴赤乌二年(239)筑成,初步解决了这一地区的洪涝威胁,并为湖外大片农田储备了比较充裕的灌溉水源,促进了受益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南朝历代均有增治。萧齐明帝时,由官府出资,沈璃主持修治是著名的一次。“明帝复传瑀筑赤山塘,所费减材官所量数十万”①,隋时一度废败。唐麒德年间,由县令杨延嘉在梁故堤的基础上加以复修;大历十三年(778)王昕再次重修,重修后的赤山塘周长120里,有两斗门控制蓄放。当时句容、上元(今南京市)二县之田皆赖此灌溉。

除了大型堰塘外,中型的堰塘则为数更多。据《新唐书·地理志》以及《至顺镇江志》等文献的记载,当时较著名的堰塘有:单塘,位于金坛县东北28里,萧齐时单曼主持修建;吴塘,位于金坛、丹阳间,塘周40里,灌溉金坛、丹阳两县农田,萧梁时吴游主持修造;谢塘,在金坛县北25里,梁天监九年(510)谢法崇主持兴建;南北谢塘,在金坛东南30里,各溉田千余亩,梁普通五年(524)谢德威创建,唐武德中谢元超重修;莞塘,在金坛县东南30里,梁大同五年(539)谢贺之组织修建;娄湖,在建康城东南15里,周10里,灌田20顷,创建于孙吴时期②。刘宋时,沈庆之在此“广开田园之业”③;迎担湖,在建康城北,灌田30顷④;苏峻湖,在城西北15里,周10里,溉田12顷⑤;葛塘湖,在城东72里,周7里,溉田40顷⑥。这些陂塘,规模虽然不如练塘、新丰塘、赤山塘,但在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除了由官府主持兴建的大中型堰塘外,由民间私人开凿的堰塘更是难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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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书》卷五三《良吏传·沈璃》。

②④⑤⑥《景定建康志》卷十八。

③《宋书·沈庆之传》。

数。查乾隆和光绪年间所修《丹阳县志》,以塘、堰、湖等命名的村庄极多,可达50余个,并且大都前面冠以姓氏,如此众多的堰塘工程,虽然不全开凿于六朝时期,但开凿于六朝时期或始凿于六朝时期者为数不少。元嘉二十一年(444),江南一带大旱民饥,“禾稼不登,氓黎饥馁”。但晋陵郡“承陂之家,处处而足,并皆保熟,所失盖微,陈积之谷,皆有巨万”①。这反映了“承陂之家”为数不少。众多的大中小型堰塘在抗旱保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太湖地区的水利事业。东晋南朝时期,太湖地区的治水治田工作,在孙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获塘的修建,通江港口的疏凿,在太湖地区泄水造田,以及解决太湖排水河道计划的提出等方面。

获塘。获塘位于太湖东南缘,自平望至湖州,长90里。《嘉泰吴兴志》卷三一引《吴兴记》称:“晋太守殷康所开,旁溉田千余顷。”后太守沈攸之“又加开浚,更名为吴兴塘,可灌溉二千余顷”②。在江南地区,“凡名塘,皆以水左右通陆路也”③。“以众水所聚名以为湖,以其筑埂蓄水名之塘”④。由于获塘所处的特殊位置,其塘岸实际上成了太湖东南岸的一条大堤,起着阻遏太湖风涛泛滥的作用。其塘河成为排灌沟渠,雨多时,滞蓄洪潦;天旱时,蓄水灌溉塘下农田。所以,获塘的兴修,促进了太湖东南沿岸地区水上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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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九一《孝义传·徐耕》。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

③《永乐大典》卷二二七六《塘》引《吴兴志》。

④《练湖志》卷八《题请修复练湖碑记》。

通江港浦的凿疏。太湖平原东北濒邻长江,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微微倾斜,高地患旱,低地病涝。西晋太康四年(283)在这里置海虞县(今常熟市)时,仍是一个人口稀少的荒僻小邑。为了利用江水的潮汐资源,排除洪涝灾害,这里的劳动人民在沿江一带开凿通江港浦,于低洼之处,筑土成围。至萧梁时期,“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源,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害”①。由于旱涝无忧,“岁常熟”,所以大同六年(540)将海虞县改为常熟县。这说明东晋南朝时期,太湖东北地区的治田治水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东晋南朝时期,太湖地区也出现了放湖为田的活动。太湖东北面,今无锡、武进之间有古芙蓉湖群,史称烟波浩渺,相望百里。晋元帝时,晋陵内史张闺在境内大兴农田水利事业,在曲阿兴筑新丰塘溉田,又在芙蓉湖泄水为田。但正值天寒地冻,围湖未成而罢②。这是太湖地区开垦湖田的一次尝试。虽未成功,但给后人提供了一定的动力和借鉴。以后,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当地百姓在芙蓉湖区修阳湖堰围田成功,得良田数顷。《读史方舆记要》卷二五载:阳湖“东西八里,南北三十二里,其北通茭饶和临津二湖。共为三湖。刘宋元嘉中修湖堰,得良畴数百顷。”围垦阳湖后,又于元嘉二十四年治临津湖③。太湖地区开垦湖田活动的兴起,反映了当时太湖地区水土资源的开发,已由垦殖高亢平原逐渐向湖沼滩地推进了,这也是东晋南朝时期三吴地区人口增长,土地集约化程度提高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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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一。

②康熙《常州府志》引《南徐记》。

③参阅汪家伦、张芳编著《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194页。

南朝时,太湖排水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主要的排水通道淞江在南朝时已是“壅噎不利”,“处处涌溢,浸渍成灾”。因此,造成了“地多污泽,泉流归集”的吴兴一带“疏决迟壅,时雨未过,已至漂没,或方春辍耕,或开秋沈嫁,田家徒苦,防遏无方”。足见排水不畅已给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传统的筑塘堵水似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因此,疏通和增辟排水河道,已势在必行。为此,南朝政府曾两次提出增辟太湖下流排水渠道的计划。一次是在宋元嘉年间,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浚根据州民姚峤的建议,打算“从武康聍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余里,穿渠洽”①。紵一作苎,在今德清县东20余里。当时大概是想把通到太湖的苕溪流域的水,利用紵溪向东排泄,再开渠直通杭州湾。姚峤在这里勘测了20余年,元嘉十一年,他向政府提出了这一方案,官府勘合后认为尚缺周密。元嘉二十二年,姚峤再次提出,并与官府共同勘查,绘出图样。经过审核,认为可行,其利可及四郡。为了慎重起见,先开一条小渠作为试点。当时动员了乌程、武康、东迁三县民工开小渠。但这项工程最后没有成功。另一次是在梁中大通二年(530),因“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又有人提出“当漕大渎,以泻浙江”②。政府派王弁等人计划组织吴兴、义兴、吴郡三郡兵丁,“开漕沟洫,导泻震泽”。震泽即太湖,“导泄震泽”即宣泄太湖洪水,目的在于“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但这次计划因昭明太子萧统的反对而没有实施。南朝政府两次开渠排洪的计划虽然都没有实现,但反映出当时人们在开发利用太湖水土资源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洪涝的出路问题,并谋求加以解决,这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唐宋以后直到今天,太湖排水系统的修建和维护,仍是太湖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保证。

(3)会稽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宁绍地区在东晋南朝时期属三吴之一的会稽郡。由于这里开发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到刘宋时,山阴县已经出现了“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的矛盾③,地价可与关中地区相比。这样,就要求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改善水利条件,发展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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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九九《二凶传·始兴王浚》。

②《粱书》卷八《昭明太子传》。

③《宋书》卷五四《孔季恭附孔灵符传》。

东汉永和五年(140)兴修的鉴湖,以它巨大的拦蓄能力,调蓄着会稽以南的诸山来水,基本上解决了会稽平原的洪水威胁,并为这一带储备了充足的灌溉资源。东晋南朝时期,灌区的灌溉系统进一步完善,这主要表现在浙东漕渠的开凿。据《嘉泰会稽志》载,晋司徒贺循为会稽郡时,凿漕渠以灌田。贺循主持开凿漕渠约在西晋末东晋初,开凿的目的在于农田灌溉的需要。这段河渠西起西陵(今萧山西兴镇),往东南经会稽郡城,折而东抵曹娥江边,全长约200里,大体上与鉴湖塘堤平行。因此,实际上成了鉴湖灌区中东西走向的一条总干渠。这条总干渠与原有众多的南北向的河渠形成了交错的格局,既扩大的灌溉面积,也便利了彼此间的水量调节,使得灌区的设施、布局更加完善,漕渠的开凿,在这个地区水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东晋时,句章县(治今余姚东南)的汉代旧陂也得到了修治,恢复利用。《晋书·孔愉传》载:孔愉为会稽内史时,“句章县有汉时旧陂,毁废数百年。愉自巡行,修复故堰,溉田二百余顷,皆成良业。”这一时期还有一次大的工程,就是长湖的开发和利用。《水经注·浙江水》:“浙江又东北,,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水门的设置,对于调节水量,防止旱涝是非常重要的。

会稽郡北部沿海的海塘修筑,对维护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顺利进行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会稽郡北部濒临大海,海潮涌溢,咸化水源,斥化土地,给当地农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会稽人民在沿海修筑海塘拒潮。六朝以前,随着滨海地区农田的开发,零星的海塘就已出现。六朝时期,尤其是东晋以后,系统的海塘工程似已基本形成。《新唐书·地理志》和《嘉泰会稽志》均载,会稽东北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潴水溉田,唐开元十年(722),李浚在原有海塘的基础上曾增修。这说明会稽北部长达数百余里的海塘,在开元以前即已存在。虽然,开元以前会稽筑海塘之事文献缺载,但从一些零星材料和当时的背景来分析,会稽海塘的大规模修筑应在东晋南朝时期。《南齐书·王敬则传》称:“会土边带湖海,民无士庶,皆保塘役。”并有专门的“塘丁”,从事修筑堰塘工程。此处所言之“塘”,除指沿湖塘堤外,也当指海塘。大规模的修治堰塘,必定包括防海塘的修筑。否则,仅有水渠河网的疏凿,而无比较系统的海塘挡潮去咸,“带山傍海”,低湿盐卤的山会平原,是不会成为“亩值一金”的“膏腴上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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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12-20
东晋南朝时,江南经济开发的主要原因:
三国孙吴时,江南经济已得到开发。孙吴地区富庶,大批北方劳动农民逃避战乱,迁居江南,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吴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山越,和汉族一起,共同开发江南经济。
①无论是孙吴或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都是在北方战乱,南方相对安定时发生的。说明战乱破坏社会生产力,安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②两次江南经济的开发,都是北方劳动人民大量南迁,为南方增加劳动力,带去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南北方劳动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可见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可使先进生产技术得以推广,促使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
③两次开发江南时,由于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相互学习,结果是加深了交往,促进了融合。
④两次都是因地制宜地进行开发。江南多水,如孙吴时就发展造船业,促进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东晋南朝时,发展水稻生产,发明水磨,推广小麦种植,在此基础上发展冶铸、缫丝、制瓷、造纸业等等。
⑤不同之处是:孙吴时,江南的开发仅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东晋南朝时,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福建、广东和广西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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