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1-10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新加坡 、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四个国家（或地区）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所谓“东亚模式”引起全世界关注，它们也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四小龙经济发展特点
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属于幅员不大、工矿资源不多，但地理位置优越且同西方发达国家有特殊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①增长速度快。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
②出口扩张迅速 。台湾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
③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韩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61年的47.4％降为1985年的15％ ，工矿业从16.5％上升为33.4％ ；中国台湾农业比重从1952年的35.7％降为1978年12.1％，工业比重从17.9％上升为40.3％。中国香港与新加坡也从转口港变为工业城市。
④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
⑤失业减少，收入分配相对平均。8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失业率都降到4％以下，收入分配与美、日等国相比较为平均。
对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的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有以下因素：
①外部世界比较有利的发展环境。上世纪50～7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科学技术革命使发达国家生产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工业，亚洲四小龙拥有质高价廉的劳动力资源，正好发展劳动密集工业。东亚地区的稳定也使它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
②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中国台湾从50年代后期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政策，采用货币贬值以利出口，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并刺激居民储蓄以开投资来源等政策。韩国也仿效中国台湾货币贬值提高利率等方法。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则抓住有利时机，将消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
③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亚洲四小龙的政府都为经济发展创造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并积极参予投资，适当进行经济管理。
④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亚洲四小龙同属中华文化区（也称汉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注意发扬了注重教育、甘于吃苦、勤俭节约等传统。
⑤西方价值观影响：香港地区与新加坡受到英国殖民统治，在法律、教育、经济各方面都深受影响；而台湾地区和韩国则是在1950年代以后深受美国影响，能够和西方价值体系及经济体系接轨。
影响
这些国家或地区在20世纪1960年代到1980年代经济飞速成长，但在这之前他们只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地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迅速走上发达国家或地区道路，成为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之一。
此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被亚洲许多国家如亚洲四小虎等借镜，这些国家在10余年后经济得到大幅度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留下许多弊端，过于依赖国际资本成为经济面的隐忧，被认为是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之一。
关于“亚洲四小龙”的译法
“亚洲四小龙”在英文里的翻译是"Newly Industrial Economics"，简称“NIEs”，意即“新兴工业国家（地区）”，特别是在学术类期刊书籍中一般都译为NIEs，很少用直译。但英文中也有用“East Asian Tigers（东亚老虎）”、“Four Asian Tigers（亚洲四虎）”、“Asia's Four Little Dragons（亚洲四小龙）”指代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此外，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中文使用地区，亚洲四小虎另有所指，指的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其经济在1990年代都像19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突飞猛进，因而为名。）
国民生产总值
世界排名 国家或地区 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
11 韩国 7684.58亿美元 15731美元
20 中国台湾 3539.17亿美元 15361美元
34 中国香港 1871.12亿美元 26961美元
39 新加坡 1254.16亿美元 27932美元
第3个回答 2014-01-10
编辑词条 中国经济学四小龙 中国经济学四小龙，也称京城四少，指钟朋荣、樊 纲、魏 杰、刘 伟四个人。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兼任西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
曾在我国乡、区、县、中央四级党政机关工作。一九八八年初，因在《经济日报》发表两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被中央领导点名调入北京，参与中央书记处组织的关于工资、价格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随后留在中央办公厅工作。
1993年，他与北京一批经济学家一起创办北京视野信息咨询中心。10年来，在他的主持下，视野咨询中心专家团队制订了大庆、三九集团、海南机场股份公司、北京东安集团、河南华信资金市场、河南嵩岳纺织集团、山西潞安矿务局、浙江义乌小商品城集团公司、陕西建设机械厂、哈高科、浙江南都电源集团、宁夏青龙公司、黑龙江大正集团等全国近100家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战略与体改方案；制定了郑州、湖北襄樊、台州、荆州、运城、吐鲁番等16个地级市和河南济源、新郑、湖北老河口、温州平阳、苍南、瓯海、河北遵化、福建福安、云南罗平、山东寿光、山西潞城、浙江武义、河南滑县、山西左权等20多个县级市的发展战略方案。
樊 纲，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男，汉族，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至1987年赴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起任现职。
魏 杰，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952年生于西安市西郊的西江渡村。
1974年西安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曾在西安市教育局及西安师范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979年大学未毕业提前考取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1982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留西北大学任教。
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博士生，1987年毕业后留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系主任等职。
1996年06月起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中国国有资产学会副会长等职。
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出版《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等20本专著，主编的著作有10本，发表论文300余篇，曾获得全国性大奖多次。兼任数十家企业及十几个省市的经济顾问15家大学的兼职教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全国13个省市的经济顾问，15家大型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5家学会的副会长。魏杰教授有各种经济专著20部出版，发表论文400余篇。曾为三九集团、长虹集团等国内一批知名企业的发展规划、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上市募股等项目出谋划策，做了大量的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工作，受到政府和企业界人士的高度赞扬。魏杰教授在经济学界是“中国经济学四小龙”(又称“京城四少”)之一。近20年来，他的学术思想一直领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被称为“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又有“魏指点”的称号。作为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探索者，他曾获经济学界最高奖——孙治方经济科学奖。1991年被评为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现在担任全国13个省市的经济顾问，15家大型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5家学会的副会长。魏杰教授在经济学界是“中国经济学四小龙”(又称“京城四少”)之一。近20年来，他的学术思想一直领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被称为“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又有“魏指点”的称号。作为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探索者，他曾获经济学界最高奖——孙治方经济科学奖。1991年被评为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刘 伟，男，1957年出生。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科学》杂志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多省、市特聘专家顾问。兼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主要学术活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围绕上述领域，已在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仅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和《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就达20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
获得多项学术奖励，包括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两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二等奖，获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独立主持国家教委（教育部）“七五”、“八五”、“九五”文科重点项目，现正独立负责教育部社科国家级基地重大项目，同时是教育部招标课题“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首席专家（2003年）。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选入国家教委文科跨世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