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勇士》中“我”为代表的华裔女孩的父母是美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被传统观念所束缚。为了在新的土地上生存下去。他们努力学习英语，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但在内心深处，无法割舍中国文化，并且向他们的子女讲述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想。然而第二代移民生长在美国社会、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父母传达的中国传统观念与他们所接受的美国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冲突，让他们困惑不已；黄种人在白人社会并未被完全接受，他们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活，自己的文化身份无法得到明确，更加重了困惑感。
《女勇士》中的主人公小女孩“我”也为两种文化困惑。父母的故事里提到的中国人的生活和日常生活习惯也与子女在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大相径庭，有些细节甚至让子女感到恐惧。在后来经历了“送药”事件之后，“我”更是直接、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传统观念和美国教育观念之间的冲突，令“我”无所适从。西药店把别人的药误送到“我”的家里，母亲见到之后认为“送药”是个不祥之兆，这是从母亲骨子里的中国传统观念体现出的。她觉得这算得上是飞来横祸，会诅咒全家人生病，因此必须要让西药店做出一些补救措施，例如送糖果，可以驱赶药带来的晦气。她坚持让“我”去西药店，还教“我”怎样跟药剂师交涉。其实，从头到尾，“我”都清楚，药剂师并没有像母亲认为的那样理解了“我”的行为，反而认为是在向他乞讨。“我”认为这是药师在对我们施舍，而母亲认为“她教会了洋鬼子药师讲礼节”。在这场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我”完全感受到了处于文化边缘的困惑，虽然母亲与药剂师双方的想法“我”都了解，但却没有办法来向他们解释清楚。更没有办法解决文化冲突带来的压抑感。
《女勇士》中的主人公小女孩最初并不了解两种性别之间的差异，但是家庭和“我”身处的唐人街一直想让“我”成为“温柔”的女子。在此过程中，“我”才渐渐明白了女性地位的低下。作为第一代华人移民，父母给儿子和女儿的不同待遇会让女儿产生困惑，并且会造成女儿内心的不舒服。弟弟的诞生给“我”带来了许多关于性别的差异。弟弟出生时，“我”询问父母是否在我出生时也用鸡蛋在“我”脸上滚过，是否也给“我”过满月，是否也把照片寄给奶奶。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男性与女性之问的不平等，而这种清醒的认识更加深了“我”的成长困惑。“语言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性别歧视的主要载体”。“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养女好比养牛鹂鸟”“养女等于白填”“女大必为别人妻”，这些常听到的说法令“我”感到讨厌。
语言代表着人与世界的连接，书中美国华裔女孩的沉默代表了她们在主流社会中边缘化的地位。她们讲着美国的语言，有着美国的思维方式，却长着中国人的面孔，长期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徘徊，受到封建父权制的压迫，她们对这种边缘化的地位感到困惑，于是普遍选择了失语、沉默。“我”在进入美国的幼儿园的第一年就沉默了。但是沉默的结果却是被质疑智商有问题，低的智商又会受到社会上更多的歧视。于是，沉默实际上又进一步加大了她们的边缘化。华裔女孩儿的沉默并不是真的不会说话，她们在唐人街声如洪钟，可以在华人学校一起朗读课文，可以相互打闹，甚至又喊又叫。由此可见，她们的沉默不是不会说英语，她们是缺乏在主流社会中发出声音的勇气与自信，因此只能用沉默来保护本来已处于弱势地位的自己。作出无力的反抗。
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女性在中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问很容易感受到来自文化和性别的双重困惑与压力。华裔故意躲开中国文化的影响。急切地想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却又发现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并不容易，才开始意识到保持中国传统的必要性。在美国社会，华人的地位低下，他们经历了被排挤的悲惨事件；同时，他们在美国出生、成长，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受到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教育。因此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解决困惑而后觉醒对她们而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了找到答案，她们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中要学会融合不同的文化。
全书的结尾是“歌词翻译得也不错”，恰好象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我”的最终愿望是全球化，一个摆脱边缘化的方式，也是华裔美国女性建立自己文化身份的方式。 全书第一、二、三、五章均用第一人称叙述，而第四章却转为使用第三人称叙述，这给读者以作者冷静客观甚至可以说是“冷眼旁观”地进行叙述的感觉。如果说前三章中，作者是在以“我”的经历与感受引领读者近距离感受并融入所述故事的话；那么，在第四章中作者则冷静地抽出身来以旁观者的身份远距离地与读者一起欣赏这部讲述月兰悲惨命运的情景短剧。这样，作者就以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双重身份从近距离与远距离两个角度向读者讲述了所述故事。
戏仿。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虽然保留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孝敬父母、替父从军、男扮女装等内容，但却把中国古典文学中宣扬的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通过戏仿的写作手法，转变成了追求自由爱情、达到女性解放、实现个人价值的好莱坞式的女英雄形象。其次，汤亭亭戏仿了岳母刺字的具体情节。刺字者由岳母变成了花木兰的父亲，被刺字者由抗金英雄岳飞变成了巾帼英雄花木兰，刺的字由“精忠报国”变成了报仇雪恨的誓言。花木兰背上被刺的字时刻提醒她不要忘记华裔身份，要捍卫自己的种族，铭记自己的历史。这些字就“像军队，像我的军队”。
拼贴。汤亭亭高超且巧妙地运用了拼贴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从中国古典文学、神话传说、毛泽东领导农民起义、红色中国的土地改革到个人经历、移民问题、代沟、女权运动，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学，将中国传统与美国现实融为一体。她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开放的世界，是一个文化融合的拼盘。除了对花木兰这个经典形象进行拼贴外，汤亭亭在最后一章《羌笛野曲》中，借用了蔡文姬这一中国历史人物形象对其进行拼贴式的再创造。在汤亭亭的笔下，蔡文姬不再是东汉末年不幸被掳掠，嫁给匈奴后被重金赎回，又遭受母子分离的悲情女子，而是被塑造成与匈奴丈夫夫妻恩爱，共同抗敌，思念故国的感情丰富的女性形象。汤亭亭借蔡文姬形象的再塑造，体现出作为美国社会边缘的华裔女性，面对中美文化的碰撞夹击，面对滚滚而来的女权主义浪潮，不再保持沉默，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地寻求自身的身份。
迷宫。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营造出一种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无序结构。在第二章《白虎山》中，“我”作为一名中国女孩，受到花木兰故事的启发，决定“必须成为女武士”。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我”变成了花木兰，女扮男装征战沙场。“我”和花木兰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性的暗示或者提醒，令读者一头雾水，难以区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从而体现出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中所遭受的种族与性别的双重歧视。在第三章《巫医》中，“我”讲述了母亲学生时代在宿舍捉鬼的离奇故事。在母亲讲完捉鬼故事之后，汤亭亭写到：“当烟雾散尽，我想我母亲是说她和同学们在床脚下找到了一块滴血的木头”。读者刚刚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却因为“我”对母亲的话的质疑和评论，再次陷入扑朔迷离之中。在小说中既没有确定的答案，也没有柳暗花明的转折，这种有象无意的迷宫式写作技巧凸显了小说的不确定性。
零散叙事。《女勇士》第一章的主人公无名氏姑姑在以后的四部分中再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主人公从幻化成花木兰的“我”、母亲以及姨妈月兰，到再次幻化成蔡文姬的“我”。这种零散的结构让读者有雾里看花的模糊感。汤亭亭在各章之间没有采取直线叙事模式，使小说呈跳跃式前进，不同主人公交替出现，没有共同的叙事背景，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宏大叙事。她将各种零散的片段串联在一起，让小说的主题不言自明，即华裔女性摆脱美国社会边缘人的地位，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中的蜕变过程，刻画她们的果敢与担当，描述她们在中美文化夹击中的艰难处境。
互文性。在《女勇士》中，互文性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历史故事中花木兰和蔡文姬的人物形象的戏仿和拼贴；其次，在故事情节，甚至细节描写方面，互文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章《白虎山》中，“我”进山修炼，偶遇“小白兔”。兔子自己主动跳入火堆，变成兔肉，为“我”果腹。“我吃着兔肉，心里明白兔子是为我做出自我牺牲的”。这不仅让人想起敦煌壁画中所描画的早期佛经中“萨捶那太子舍身喂虎”的情节。在小说中，佛经中“虎”幻化为“我”，佛经中的“萨捶那太子”幻化为“小白兔”。“小白兔”的情节又与西方经典童话《爱丽丝仙境漫游》不谋而合。这种中西方故事人物和情节的混淆，凸显出小说互文性的特点，表现出美国华裔已经将中美文化的交织融入到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