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中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孝公要研究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奉命向君主陈述意见，参与讨论。主要目的是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探讨矫正法制的根本问题，寻求统治民众的方法。 这段文字，真的是表述上显得那样的云淡风轻吗？ 这里的文字虽然看似轻描淡写，却提示出一个重大问题：即制定国家对策的基本维度。
怎么理解呢？ （1）考虑社会情况变化。制定国家对策的时候，为什么要考虑社会情况的变化？这就涉及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家对策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要根据社会情况来制定。根据社会情况的现实状况和需要去制定对策，才可能制定出切实可用的有效对策，才能制定出对口政策，才能产生现实的调整效果。否则就是对策错位，难以产生真正的正面效应。 所谓国家政权的各种政策、法律和规划，实质上是应对方案罢了。而变法，实际上就是应对方案的改变。
（2）制定正确的法制 但是考虑社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能制定出正确的国家法制呢？当然不一定。首先，不同阶级立场上的不同人，对同一个事实会产生很不相同的认识。其次，同一立场上还有不同的认识能力。客观地看，每个人的天赋和经历不同，所学重点各异，结果就会导致即便阶级立场一致也会有不同的行动规划。我们拿商鞅、申不害和慎到来说，他们的思维重点就很不相同，在他们脑海里产生的变法规划就很不相同。这意味着不同的人之间存在智慧位差的区别。谁能全面认识社会情况，提取出内涵其中的社会发展规律，并且可以独特性创造出治理国家奇策，谁就能成为时代前沿的最高位智者。而商鞅就是这样的一个智者。
（3）国家对策的根本目的在于统治民众。这一问题很值得思考，也非常重要。从表面看孝公他们研究治理国家政策的基本目的在于役使老百姓。这个大家在思想上见惯不怪了。实际上细细思考，却很有意思。要想实现统治，就离不开群众。民众是基础。虽然表面看来，民众并不是第一发动方，但却是整个统治得以完成的真正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