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资源是执政党最直接最核心的资源。政治资源的流失必将导致执政党执政资源的短缺,影响政治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执政党必须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政府权威,完善政治制度、加强制度创新,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公民政治参与机制等途径,切实加强对党的政治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政治资源同其他社会资源一样,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长、积累、消耗和再生长的,从而维持着政治共同体的存续,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落都将导致政治共同体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而消失或转换。〔1〕从当前来看,中国共产党对政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积极的一面,但随着经济利益格局的变迁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党的一部分政治资源正面临着流失的困境。
1、政府权威弱化。政府权威是指政府合法的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及其对影响力的服从与认同。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政府权威依赖于政府合法的政治权力;二是该政治权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社会成员对由此产生的影响力的主观服从与价值认同。政府权威作为一种公共权威,其深厚的基础在于它的合法性,而权威合法性归根结底源于权威之行使的体制是否健全,体制内行使权威者的地位是否名正言顺,命令本身是否合理,命令颁布的方式是否正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深刻变革。在这场复杂的社会嬗变过程中,中国政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由此获得了公众对政府体系的认同和支持。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注入公共行政领域,却发现政府权威在某种程度上的弱化现象正影响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概而言之,政府权威弱化的原因主要表现在:(1)社会阶层多元化导致利益群体的多样化,由于利益追求上的排它性,不同利益主体在追求各自利益时的矛盾与冲突日趋激烈。在传统整体性利益格局条件下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利益整合机制,已经难以有效地整合利益多元化条件下的复杂利益关系,致使社会整体利益弱化,从而危及公众对政府权威的认同,削弱政府权威存在的合法性基础。(2)从政府自身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向政府体制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政府体制必须与转型期的经济社会条件相适应。但从总体上看,当前的政府体制与经济条件从功能上还不相适应,从运行机制上还不相协调,从权利关系上还不相适合。这种功能、运行机制与权利关系上的"水土不服",削弱了政府的行政效能和政府权威。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制的不健全以及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缺陷,为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遗留了空间。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严重破坏了社会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了社会秩序以及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损害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地位。
2、制度资源流失。"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正式主体的福利或效益最大化的个人行为。"〔2〕科学的制度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要使自己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支持,就必须建立一套既能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又能使民意得到顺畅表达的科学制度。正是由于制度的约束性、稀缺性等特征,使它成为政策执行中必不可少的资源,并在政党执政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波普所指出的:"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3〕制度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维护其执政地位的关键性资源,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拓展。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过去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惯性作用和影响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彻底消除,而改革开放进程的长期性、渐进性和艰巨性必然决定着制度建设方面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传统的一些领导制度、管理制度正面临着调整和改革,新的制度尚在构建,这便造成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需的制度资源的暂时性、部分性缺失。就基层党政部门而言,由于相互间配合失调,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政策、制度相互矛盾,公众不能遵循比较稳定的制度来规范党和政府的行为,进而造成了党和公众间的隔阂。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致使现有政策利益分配格局处于混乱状态,从而损害了部分目标群体的合法政策权益,引发了一部分公众对某些现行制度、政策产生怀疑感、畏惧感和排斥感。
3、公民政治参与冷漠。公民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政治运行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和利益以影响国家政治决策行为的活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应该是社会政党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公民通过政治参与,既可以形成对政府权力机构及其公职人员的社会监督,又可以满足公民日益强烈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增强公民的主人翁责任感,促进公民对社会制度及其政党权威的认同。从这个层面讲,公民政治参与是公共政策执行获得公众支持与配合的强大政治资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日益希望通过政治参与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但是,由于受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的制约,一些公民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现存政治体制的疏远和抵制。造成公民政治参与冷漠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1)我国虽然建立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信访制度等在内的比较完备的政治参与机制。但是,这套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制度化程度低、配套性差的弱点,使得一些制度在实践中难以被贯彻实施。政治参与制度的不完善,致使公民在参与过程中产生挫折感。(2)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过窄制约了公民政治参与面的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渠道过窄一方面表现在包括选举、基层民主自治、社会协商对话等已有参与制度的应有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表现在一些新的参与渠道如听证制度、公民参与立法制度、对公职人员评价制度等具体公民政治参与途径还没有普及到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中来,使得公民的政治意图不能顺畅地、完全地表达,从而制约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政治体系在公众政治参与愿望增强的同时,其本身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必须随之提高,否则就会引起政治参与膨胀和政治参与冷漠的‘并发症’"〔4〕,对党和政府来说,公民在这种政治参与上的冷漠不但会带来政治道德的滑坡,而且将消蚀部分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使一些人对党和政府产生离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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