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可以说是当时天下最繁华的都市，而长安的花街柳巷当然也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段，当时在这些风月场所从业的都是一些文化素质较高、多才多艺的女子，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针对的那些达官贵人，所以在这里逛一趟要花费并不便宜，一个晚上花掉上万文的情况很常见，以当时文银的购买力换算成如今的纸币，一万文少说也有五六千块钱。当然这是普通人不能消费得起的。
长安街花街柳巷中的风月女子和现在的“失足妇女”形象大不相同，她们不是依靠色相来吸引男人的普通风月女子，她们大多是多才多艺、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的才女，由于她们的素质都普遍非常高，所以消费起来也不是普通价格能相匹配的。在这里的风月场所消费一桌酒席的标准大约是1500文，如果需要音乐助兴都还需要另付费用。
当然，来这里的人不仅仅就只是为了喝喝酒聊聊天，所以各种杂七杂八的娱乐项目消费下来，就要花掉上万文，当然这些在那些远道而来的达官贵人眼中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在长安花街柳巷一掷千金的情况也很常见，不过和这里的名气相比也算是消费的物有所值，优美的景色和多才多艺的风月女子让许多达官贵人流连忘返。
长安的花桥柳巷可以说走出了很多受人追捧的风月女子，比如红极一时的女诗人鱼玄机，精通奏乐的颜令宾，因为这里的风月女子都是一些多才多艺的风雅女子，所以来这里的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并不以来这里寻欢作乐为耻，反而是一件令人津津乐道的风雅之事，在唐朝时期，长安的花街柳巷可以说是上层人士的一个重要社交场所。
唐朝中前期的长安城是当时全天下最繁华的都市，整个城市面积约87.27平方公里，是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的7.29倍。长安城内百业兴旺、商铺毗邻，巅峰时期常住人口将近100万。
与古代其他大都市一样，长安城内也不乏那些专门从事酒色生意的风月场所，唯一的不同就是长安的花街柳巷比其他大都市更加繁华，更加充满特色。
在长安所有花街柳巷中，“平康坊”（又称“北里”）是最出名的一处场所。“平康坊”位于翰林院和东市之间，是长安城内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平康坊”的从业女子都经过官府登记备案，她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贵族、官员、科考士子、富商。
“平康坊”的妓女从小就经过诗文、写作、音乐表演等训练，因此她们不仅只会出卖色相，而且个个多才多艺，与现代人印象中的“失足妇女”有很大不同。
由于“平康坊”的从业女子们素质普遍较高，因此来这里消费的价格自然也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的。根据一个叫孙棨的唐朝人在他的小说集《北里志》中的记载，“平康坊”的妓院一桌酒席标准消费是1600文，第一次来的生客还得付双倍价钱，即3200文。如果客人在喝花酒的同时需要专业的音乐助兴，还得另付乐师的费用。此外，喝酒一巡要花1200文，第一副蜡烛燃尽后则要付双倍。由于妓院中的各种项目都需要花钱，因此一个晚上娱乐花掉上万文的情况很常见。
当然，长安城的花街柳巷并不仅限于“平康坊”。许多里坊中都有妓院、酒店等娱乐场所。比如长安东南角远离城市中心，但这里靠近风景优美的芙蓉园，且有一些多才多艺的名妓生活于此，因此这边就成了名气仅次于“平康坊”的风月场所，许多达官贵人厌倦了“平康坊”的灯红酒绿，因此不惜远道而来在这里一掷千金。
长安风月场中永远不缺国色天香的佳丽，所以仅拥有绝色姿容并不足以使某位妓女从中脱颖而出。真正受人追捧的名妓往往在才艺或为人处事方面特别突出，比如名妓颜令宾精通奏乐唱歌，吟诗作画；薛楚儿能说会唱，博古通今；郑举举性格豪放，颇具大将风度。唐朝著名女诗人鱼玄机其实也是一位红极一时的名妓，她的追捧者众多，其中就包括了著名诗人温庭筠。
妓院在当时不仅是寻欢作乐的地方，还是唐朝上层人士最重要的社交场所。因此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文人墨客，都对这些风月场所趋之若鹜，去妓院寻欢作乐也被定义成了是一件十分风雅的事情。
由于妓院花费不菲，因此限定了其消费群体必然是有钱有势的那些人。但普通平民也存在类似需求，所以长安城内还有许多没经过官府登记备案的从业女子，她们被称为娼妇。娼妇一般不像妓女那样具备多才多艺，她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靠出卖色相。不过娼妇的优势在于消费价格低廉，为广大普通民众所接受。
总而言之，在当时的长安城内存在着适合各个阶层消费的风月场所。但也有不少人不顾自身实力和条件，长期在花街柳巷中流连忘返，最终导致财力耗尽，结局往往颇为凄惨。
参考文献：[唐]孙棨《北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