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文学的三大论争：
1、关于西方现代派的论争
引起对西方现代派文艺论争的是1982年
《外国文学研究》发表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徐文的着眼点是在我国大规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文学如何适应并创造出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文学。由于徐文直接把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时期文艺的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叶君健、
冯骥才等著名作家撰文予以支持，他们认为．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思潮，决不是一群怪物们兴风作浪的产物，而是当今文坛世界必然会出现的易象，是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现代派文艺不仅来源于现实，而且反映了各种物质关系总和的精神内在，我国文坛应当有“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
其实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西方现代汉文学话题已被人们广泛注意，并逐步上升为热点问题。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初，《外国文学研究》开辟“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专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这场讨论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西方现代派产生的原因、对西方现代派的价值重估等问题上。
2、关于人性、人情、
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
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是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对文学产生广远影响的、最深刻的文艺思想激荡。这场论争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具体作品的争鸣中，更主要地体现在大量的理论文章中，不仅是文学领域，也还涉及到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讨论的主题词是“异化”，即人的异化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问题。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关注，是从对“文 革”十年的历史反思开始的，随后逐步演化到对
新中国成立前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 右”运动全面反思。基于过去政 治运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人的践踏情形，反思中人们开始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在这场讨论中，文学所受到的启示要比其参与其中的讨论显得更为重要，它给文学创作所开启的命题无疑是巨大的、深刻的，同时也是充满着艰难曲折的。最直接的是启发文学从“人”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以“异化”来对人的悲剧进行形象的解释。早在1979年，
存在主义继荒诞派文学之后被介绍到我国，到1980年前后，对于存在主义文艺的介绍已经形成对西方文学介绍的主要部分，并且为相当一批青年所接受。其间所兴起的“
萨特热”、“存在主义热”、“卡夫卡热”等，都无不与理论界“异化”讨论热有关。在此情况下，文艺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描写阴暗的、灰色的作品，由此形成了
现实主义悲剧创作的另一种形态。
3、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
从1984年到1987年，刘再复发表了一系列围绕“人的主体性”而展开的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论著，呼唤确立“人”的“创造”、“对象”、“接受”三位一体的“主体性”地位。他同时申明“主体性问题，包括个体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人类的主体性。这是强化人的创见性、能动性、自主性观念。”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人的研究'的一种式。”对“主体性”问题，他分别从一般主体性构成，文学主体性内涵和文学主体性的实现途径进行了论述。针对上述论点，陈涌在1986年4期
《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对刘再复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与批评。陈文首先重申“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极大的影响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并强调这是整个文艺形态的文化的各个部门的共同的普遍的本质。他认为，刘文把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作为行动者的人”分割开，把人的“受动性”归属前者，而把人的“能动性”归属于后者是错误的。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超越时间空间，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行动着人'的主体性。离开社会实践，谈论人的受动性和能动性，不是回到
机械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就是走向
主观唯心主义。”陆梅林、敏泽等人也著文提出了刘文“主体性”观点的“
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总体上看，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焦点是“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人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是80年代后期在文艺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观念论争，它表明了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关注的“人”的问题的深化。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所致，讨论未能深入地持续下去，但无疑对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