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著世、对立而存、人才异同、相互联姻）�一位英国政治家曾在多年前说过：“在人才选择学上，中国人首辟茅塞，当之无愧。”�当公元587年，雄心勃勃的隋文帝杨坚正式宣布“罢州郡之弊，废乡里之举，”一律实行分科考选，按照考生的成绩的优劣决定录用与否及任命品位的高低，可以说这是为中国科举制揭开了序幕。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直到1904年，科举共经历了一千三百一十七年的漫漫长路，它把自身与整个封建社会的兴衰紧密相连，通过逐渐规范的程序和“平等”的竞争，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官考试特有的风范。中国通过科举制度产生了许多状元、榜眼和探花，为国家贡献了一千多万各类官员，如清代开考一百一十二科就诞生了一百一十四名状元，状元中的绝大多数是学富五年，学识渊博之辈，确为国家栋梁之材。因此，西方历史学家说：中国科举的产生，是时代的骄傲，而科举制度中的骄子状元，又是一个酸甜苦辣的集合体，他同东方社会结构成五光十色的连环光系，要了解中国的过去就得了解她特有的“状元”。外国人尚且如此，作为炎帝与黄帝的子孙，也不能忘记科举。
�一、科举著世(返回顶部)�(一)源与流�遥远的夏禹商汤建立的国家，就需要管理国家的官吏，官吏们观天象以定四时，察地利耕耘农桑，选文绘画交流情感，定律制法约束人们的行为。如何选拔这些出类拔萃的人呢?于是就产生了最早期的选官方式--乡举和里选。乡举与里选的具体方法是每年先由基层组织的乡或里推举出秀士，再由乡大夫推荐给朝廷，秀士们在朝廷要经过学习和训练，他们学习的场所，夏朝称作技，商朝称作序，周朝称作痒。学习结束后，经过严格考试和评选，双优者才能取得做官的资格，这就是孔子所言“学而优则仕”。
�到汉高祖刘邦时代，步乡里选举后尘的是察举与征聘两种选官制度。察举的标准一般要求四条：一是道德高尚，志节清白；二是明经通理，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三是懂得法律，能够独立决案判案，其才华可比御史；四是性格刚毅，志略多谋。如此四点高水准的选官标准确为汉王朝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如著名的晁错、董仲舒，就是通过察举而入任的。如果说察举是官方荐举，而征聘则是自我推荐。凡选拔特殊人才和高级官吏，均可通过察举的多种科目，如孝廉、秀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由州郡推举，经一定的考察，如确有高尚品行和真才实学，便可破格晋升。征聘是在他人推荐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的面察和面试，才可决定录用与否，可以说是毛遂自荐的余音。汉代的察举和征聘，既有书面考试，又注意行为品德，而且分科察举的形式比举乡举里选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在群雄角逐的三国时代，政治家曹操就发布了慷慨激昂的“任贤令”，提出封建阶级新的人才选拔标准即“唯才是举”。“唯才是举”给科举制度提供了最原始的理论依据，不仅为曹魏政权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也被认为是古代选官制度中引人注目的创举，至今传为佳话。
�适应时代的要求，符合唯才是举理论的九品中正制脱颖而出。九品即首先分为上、中、下三大等差，再划分为九个品级：在上，有上上、上中、上下；在中，有中上、中中、中下，在下，有下上，下中，下下。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对每一个被选拔的人分别评定为九品中的某一个等级。负责评定的官员叫中正官，德才兼备，受中央大司徒的领导。中正官按品，状家世三个方面来品评被选拔者，而且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德，其次是才和门第。这种由下到上选拔官吏的程序，较为合理实际。遗憾地是，随着东晋政权的没落，门阀势力的日益强大与猖獗，九品中正制逐渐由重德才，讲品第走向门阀士族化，最后背叛了自己的初衷，沦为门阀的特权制度。
�(二)科举�到了隋代，科举应运而生。所谓科举，即“分科举仕”的简称。科，有常科与制科，是分科考试的一种程序；举，分九品十八阶，是授予官职的一种程序。
�科举的建立，功在隋文帝，成大业者却是炀帝。杨坚开科举却无多少建树，荒淫大帝杨广却深懂人才的重要，他夺权继任的第二年(公元606年)就首先下令开设进士科考试，把分科考官提到了较高的层次，成为文人入仕的“正途”，逐步把恩荫(即凡父兄有军功的家庭，可有一个子女不经考试直接做官，就是靠长辈的树荫乘凉受益)、捐纳(即用金钱、谷米换官)成语“卖官鬻爵”就是这种现象的写照)等入仕途径入了另册。
�科举经历了隋朝的创建、唐代的繁荣，宋朝的改革，明清由鼎盛走向衰落的三个时期。从人才学的角度看，科举的程序有相当科学的成分，几千年来妇孺皆知的事实是考状元难，所谓难，无非是选拔程序的严格和授予官阶的艰难。要了解科举，就必须了解从科举诞生之日起所确立的三级考，即考秀才、考举人和考状元；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自我淘汰的循环。
�首先是考秀才，它是整个科举程序的第一步，考中者可以取得参加高一级考试的资格。虽然它仅属于一种最低极限的程序考试，并无实质性的结果，但在中国的民间社会，却具有毋容置疑的感召力，从国家官员到普通的士庶百姓，都百分之百地把考秀才看做是人生荣辱的第一次飞跃，成了教育子孙出人头地的一块界碑，考中秀才，令乡里百姓刮目相看。
�考举人是关系到能否步入仕途的关键，一旦中举，就决定了入仕的身份，是官民身份的分野。所以当秀才中举后，倍觉荣光，光宗耀祖，一时身价百倍。考举人是在省城进行，每三年举行一次，给秀才们带来了无比的喜悦和希望，几乎牵动了所有基层官员和士子们的心灵。“范进中举”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反映。
�至于考状元，那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即便如此，也是莘莘学子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举人们奔赴京城参加礼、吏二部的考试，经过激烈的角逐，能中进士者，不过一二百人，与报考人数相比，仅占几百分之一；然后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取头三甲者仅三人，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这是(二十)万分之一的荣耀。就从它的比例系数来看，能得到这一荣誉者，自然是人间唯一的佼佼者。正因如此，它对无数文人才子是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与感召力，多少人为这一目标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与智慧，由此泛出无数快乐与凄惨的故事。状元一词成为中国文人理想世界的最高主宰，心灵王国的奇异灵光。
�作为想“入仕”的文人举子，三级考试只是学理的考察标准，而不是授官的直接依据，它只不过为授官提供了秀才层、举人层和进士层三个不同的资格层次。除去状元、榜眼、探花三人之外，其他人能否授予官职，一律要重新经过吏部的授职考试。合格者，根据国家的需要，送入基层为官，试职三年。三年中，政绩显著者升，平平者留，差劣者免。在一千多年前，这种由科考到职考的双重结合，是以学、官分离形式所完成的一个科学程序。而且从官员的选拔来看，始终遵循一个“平等竞争”的原则，这就是“学而优则仕”。为保证多元化和多层次的选拔准确，几代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们煞费苦心地制定了各种规范与清令。而由它所产生的人才基础凝聚出象盛唐、大明社会那样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模式，显示出超越时代的辉煌。
在上万名进士阶层里，包括七代王朝的四百五十名状元在内，平民子弟所占比例为绝对多数，许多有识之士在国家管理中发挥出自己的智能。在国家危亡之秋，敢于挺身疆场、慷慨报国者，不少是进士出身的文臣儒将；至于著书立说，从事各个领域的学科研究，具有多种技艺者比比皆是。后人不得不承认，封建社会中的最优秀人才，往往出于科举之场，并尤以进士层最孚众望。
�科举制是社会在用人制度上的巨大进步，曾引导过人才的崛起，但在它的后期，弊端百出，在实质上，在形态上毫无时代的脉搏感，成了一个与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的封闭圈，人才是科举制的人才，不是时代的人才。特别是到了近代，在国家危难之际无科学人才为后盾，在洋枪洋炮面前束手无策，一个曾发明指南指针和航海术的泱泱大国，沦为列强们的碗中餐，瓜而分之，让人痛彻心肺。今天反思，科举制度产生的唯官意识，铁饭碗与等级观念，曾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病变和丑闻迭出的科场案件，其残渣余骸至今留于人间，而其重文轻理，重农轻工，病入膏盲。它的下场，只能是与它所依赖的封建社会同归于尽，这个曾经为中国社会创造了优秀人才的科举制度，后来发展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今天在人才选拔学上要以此为前车之鉴。
�二、对立而存(返回顶部)�书院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它之所以延绵近千年，大概与科举不无关系。
�科举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字创作才华和经典阐述能力的考查制度。政府寻求的不是浪漫才子和诗人，而是寻找能治国安邦的官吏，着眼点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上。于是乎官学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子“入仕”的基础和通道。国家也把官学看成诞生官吏的摇篮。成了科举的附庸，官学教育受政府严格控制，从办学理念到教学内容，从学校管理到学生的德行培养无不打上科举的烙印，盖上政府的印章，不可能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虽说大批书生从政，加强了社会的文明；虽说有中央级的国子监、太学、宗学和地方政府办的府学、州学和具学，但对一个上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远远满足不了普通百姓对接受教育的渴求。
�一群中国文人，应该说是古代教育家，开始构想：在名山大川之间，在远离闹市的繁华和尘嚣的地方，由几位名家牵头，创办一些“民办官助”的书院，一则实现他们醉心教育、传道授业的理想。二则也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在较为宽松的环境里进行学术的研究与探讨。因此书院从一开始创办，就立足于民办，使书院的主体意志不是根据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据文人学士的文化逻辑来建立，学术与教育能够保持足够的自由度。但书院要生存下来，必须得到官府的承认，如果没有官府的援助，麻烦事很多，要长久而大规模地办成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是不可能的。所以书院的一些活动均有度。一是远离朝廷，在名山大川之中；二是聘有文化品位的官员参与书院的建设，颇有些同舟共济的味道；三是教育的追求游离于书院与科举之间，象东林书院这样直接抨击朝政、干预政治的实属罕见。
�书院毕竟与官学不同，它最大的区别是书院有自身的品格和学术追求；与此相联，独特的教学方法即自学与读书，重视学生自学，指导学生读书成为书院的教学原则。朱熹的“敛身正坐”、“缓视微呤”、“虚心口函咏”、“切己体察”、“宽着期限”、“坚着课程”是指导学生自我修养，自我提高的金科玉律，而书院的“讲令”制度确已成为开展学术研究，进行思想交流，实施学术争鸣的极好形式。
�书院的创立对科举而言，不仅是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给了文人士子一个说话的空间，一个播撒文化与思想的载体。也使千百位希望接受教育的市井中人能在书院呤听著名学者的谈经说文，从而激发自己的智慧，升华人格，成为一个于民族于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人。对立而存始终是书院教育游离于科举或与科举异曲同唱的一大特征。对官府而言，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经常出现的学者千人，生徒广集的场面，不得不引起重视，但心态始终是矛盾的。书院教育可以为国家社稷培养大批有识之士和栋梁之才，但也可能给政权造就不少思想激进的危险人物，纵观历史，朝廷时而真心诚意褒奖、赏赐、题匾，时而又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有智力过高的知识分子“学术偏颇，志行邪伪”而构成其政治上的隐患，因此历史上就不止一次地出现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的悲哀。风波总会过去，教育不会灭亡，同科举制度一样，中国的书院教育居然也延续了近千年。
�三、人才异同(返回顶部)�不同的教育思想产生不同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培养造就的人才也迥然不同。
�官学是科举的附庸，不仅是士子们“入仕”前的基础和敲门砖，而且是官宦子弟的特权。
以宋朝为例，国子监就专收京朝七品以上的子弟，称国子生或监生，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
宋太宗时，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并置“广文、太学、律学三馆，不久，太学从国子学中分离出来，单独建校，招收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少数庶人俊秀者。地方官学有明文规定，九类人不得进入官学：(1)“隐匿丧服”，(2)“尝犯刑”，(3)“亏孝悌有状”，(4)“两犯法经赎”，(5)“为乡里害”，(6)“假户籍”，(7)“父祖犯十恶”，(8)“工商杂类”，(9)“尝为僧及道士”“皆不得与士齿”。从入学条件看，虽然等级身份作用不甚明显，但封建思想流毒相当深厚。入学条件尚且如此，官学的管理，教学内容与考试方式无不以科举为目标，以“入仕”为理想。宋代的国子学抱着“任尔东西南北风”之态度。
在教学上死板、教条、僵硬，从不采取新的对策，只讲究入学者的出身、品级，只问品弟不问才学是主要倾向。因此达官贵人子弟只顾混个出身，哪有心求真学问呢?自然出现“随秋试召保取解，及科场罢日，则生徒归散”的局面。至于太学“三舍法”虽广受学生及社会的欢迎，却是因为此途可“入仕”。三舍法规定：上舍生“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实质上是通过“三舍法”选拔优秀毕业生做官。虽说太学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网络天下名儒顾彦，教学内容上也涉及经、史、诗、赋、书，但由于其起源与归宿都是为了科举，为了入仕，学生必然是一批死记硬背的求同思维之人，不可能有创新，更不可能有丰富多彩的人才格局。
�书院教育的本质与科举是对立而存，它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持其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空间，连它的“山长负责制”这个行政称谓都说明了对朝廷级别的不在意，显得那么潇洒和自在。书院的“山长”和教师在道德学问、管理能力、社会背景、朝野声望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想利用书院这块阵地传道、授业、解惑、交流思想、探讨学问，只想好生管住一座书院，管住满山遍野的春花秋叶，管住一个独立的世界。连同它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试制度和教学管理都与之相适宜。学生以自学读书为主，山长和其它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课程安排井然有序，每月都有严格的考核，学生还必须将自己每日读书情况及心得记在“功课程簿”上，山长定期抽查。
到了晚清，教学内容还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这种极具弹性和引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方式本身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活跃的学习气氛，引导学生去发现真理，认识真理。尤其是它的“讲会”制度，就是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辨，学生旁听。这不仅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而且推动了教学内容的更新，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一种独创性的求异思维。因此，书院的人才格局较之官学大大地丰富和五彩斑斓，从书院走出的有哲学家，理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政治家与外交家，同时也不乏文学巨匠和诗人才子，虽然这些都不属于中国社会的应用型人才，但他们卓越的理论思维对整个炎黄子孙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不能不说是对官学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
�四、相互联姻(返回顶部)�从隋唐到南宋，书院已是盛事，书院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品质，游离于科举和学术之间。
可在中国历史上，在元、清两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里，书院却逐步官学化，书院山长由政府任命，书院经费由政府发放，书院几乎成了官学的一个类别。
�我们先从元朝说起。元统一江南之后，南宋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愿与蒙古统治者合作，不肯到元朝政府入仕为官，也不肯到元朝所立的官学中去讲学，甚至不愿他们的子弟在元朝政府设立的官学里学习。以元世祖为首的统治者吸取辽、金两代统治的经验，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措施。他们对知识分子并不横加干涉，允许他们隐居不仕，或让他们自己办书院。因此不少南宋学者遂退而建立书院，自行讲学，一时书院之盛。盖乎南宋。元朝统治者认为书院是为汉族知识分子及其弟子开辟的一条出路，是他们研究和讲学的场所。对书院的承认与提倡，不仅可以缓和民族间的矛盾，还可以促进教育及学术事业的发展，争取一大批知识分子。
出于以上动机，元朝统治者采取了若干有利于书院建设和发展的措施。
�元朝统治者对私立书院自由讲学的局面并不是让其放任自流，除采取保留和鼓励的办法之外，并利用手中控制的国家政权，兴办和扶持一些有名的学者及官吏建立的书院，逐步带动私立书院走上官学化的道路。元朝统治者对书院的管理主要有以下措施：�一、朝廷和地方官府委任书院山长，或由政府派遣人员出任山长。他们是朝廷命官，政府授予官衔，纳入国家官制，按品级领取官俸。
�二、书院的直学、教授、学正、学录等职务的任命与提升，都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
�三、元代各级政府遣员承担了书院山长及教职员的考察与稽查。
�四、财权上，元政府鼓励民间绅士和官僚出资聘请学者兴办书院，书院山长授官衔并领取官俸，并干预书院本身的财政管理。
�五、对书院的招生，考试，毕业后的去向等一系列管理和人事方面的问题，严加控制。书院的学生，在学有所成后，可由地方官员推举，经监察机关的考核，符合标准的学生，有的作为教官，有的入仕做官。
�我们再看清代。清初，清政府为了压制舆论，扫尽南明爱国情绪，惧怕书院广聚生徒，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妨碍江山社稷，不得已加以抑制。到了雍正年间，明末清初著名爱国学者相继去世，清政府地位日益巩固，开始改变对书院的态度，采取扶持与控制相结合的政策。书院多设于僻寂幽静的深山密林中，“天高皇帝远”，政府的控制与管理往往鞭长莫及。这对专制统治高度集中，疑心颇重的清代统治者是不能允许的。于是清政府第一个举措是将官方重点资助的一批书院迁出深山老林，建在各省省城，以便封疆大臣控制。下表显示可说明这一点：�清代省会设置书院情况一览�省会名称书院名称省会名称书院名称�直隶保定莲池书院贵州贵阳贵山书院�江西南昌豫章书院河南开封大梁书院�江苏江宁钟山书院广东广州粤秀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云南昆明五华书院�江苏苏州紫阳书院山西太原晋阳书院�湖南长沙城南书院广东肇庆端溪书院�浙江杭州敷文书院四川成都锦江书院�湖北武昌江汉书院山东济南泺源书院�福建福州鳌峰书院甘肃兰州兰山书院�陕西西安关中书院广西桂州宣城书院�广西桂林秀峰书院奉天盛示沈阳书院�其次，政府掌握了书院主持人和讲学者的任命权，并制定了考核、奖励、提升的制度。政府给予山长以优厚的待遇，大约一年200-600两俸银。比元代统治者更为高明的是，清政府还掌握和控制了书院设置的审批权。如此，从书院的选址，山长的任命，教师的聘请以及书院的设置，实际上全由清政府掌握与控制，从而大大加快了书院官学化的进程。
�随着书院官学化的日渐加强。清代书院实质上已成为官学的一个类别。与府、州、县学一样，大多数成了十足的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清政府一反过去书院学生来去自由、学术自由、择师自由的管理办法，将其对书院的控制渗透于书院学生管理的方方面面。从招生、教学、考课到对书院生员的稽察，学生的待遇及行政后勤管理无不一一过问。至于书院的经费，清统治者十分明确这是控制书院的最有力手段，所以清政府历年来拨给书院的银两从不间断，但对其财务上的管理也十分严格。如置产收租，筹备赏借，须每年选册报销，从不马虎。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元，清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寻觅人才，使书院成其为御用工具确实煞费苦心。这一方面说明教育培养人的本质特质不容置疑，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承认了书院教育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元，清统治者使书院官学化的一系列表现，也给书院历史上添上了书院与官学相互联姻的重要一笔。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