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肖秧转入重庆小龙坎读初中，完成初中学业后，就地考入北碚兼善中学。兼善中学是一所私立高中，在这里，肖秧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后，同时考入3所大学。
肖秧当时选了清华大学，但因没钱作路费，只好暂时到成都，在省教院读了一年书。
肖秧在清华大学期间，正赶上内战。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全国人民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清华大学校内，肖秧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所在的电机系，成为进步青年聚集的地方。在这里，与他同学的有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
肖秧等人的活动，很快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安。在特务的告密下，肖秧等3名进步学生，被国民党抓入监狱。在狱中，肖秧与另两名同学一道，同敌人展开了斗争，不向其吐露半个字。肖秧等3名同学被捕后，我地下党做了大量的营救工作，但丧心病狂的敌人还是将其他两名同学杀害，肖秧因个子矮小，又没有半点证据，敌人只好将其释放。
这两名倒在国民党枪下的同学，一个姓肖，一个名秧——后来，就有了肖秧这个名字。 从前苏联学成回国后不久，肖秧回到阔别15年的家乡探亲。
但肖秧在家里呆了一个晚上，肖秧就匆匆返程。“肖秧工作很忙，就让他去吧。”面对母亲一脸难色，陈琦帮肖秧打圆场。当天，陈琦借来两辆自行车，送肖秧骑车从阆中到南部，肖秧再从南部乘车前往绵阳，辗转回京。
1962年，中央在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会前，肖秧打电话回家，主动联系时任阆中县委书记的刘纯夫，让其到京后与他联系。就是此次与刘纯夫的相识，使北京玻璃总厂与阆中玻璃厂“联姻”。
10年后，阆中思依中学建教学楼四处买不到钢材，学校派人赴京找肖秧帮忙，肖秧从厂里的建材中拨了17吨支援，解了燃眉之急。之后，他再以捐助形式，为阆中地毯厂提供了一笔建厂资金。
1984年，肖秧趁工作之便回到玉台，看过家乡后感叹：我离家40多年了，家乡还是这个样子。当天进城后，肖秧住在陈琦家里。12年后，回到家乡的肖秧带上重庆市一位农业专家，希望其为当地发展优质农业“处方”。肖秧就任四川省省长后，还帮助阆中中学解决了建校资金。 “肖秧离开省长岗位，主要是年龄和身体原因。”陈琦说，当年肖秧调任后，外界对他有许多传言，其实并非如此。
在德国留学期间，肖秧曾遇过一次车祸，他的一根肋骨因此被取。就任北京玻璃厂及总厂厂长、党委书记期间，他既是专家，又是领导，更是身先士卒的实干家。由于长期与粉尘打交道，他患了矽肺病。“一伤一病”，成为他身体长期欠佳的原因。
2005年夏天，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到阆中选景点时，当地领导请其就餐时，谢晋特地叫上陈琦。肖秧在重庆工作期间，谢晋执导的一部电影在当地拍摄，肖秧曾给予过资金上的支持，谢晋没齿难忘。
“肖秧生前凡是家乡有难事找他，都是通过我引荐的。”陈琦说，不管是在北京、重庆，还是在成都，肖秧对家乡相求的事，总是尽量帮助解决。而每次回家乡期间，他总是很低调。
“文革”后，肖秧调离北京玻璃总厂，先后就任国务院第九办公室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市革委工交办副主任、市经委副主任、市外经贸委常务副主任。此后，他任过重庆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以及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
1998年10月9日，70岁的肖秧在成都因积劳成疾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