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人相信，
人世间的一切都来自于神的精心安排，而埃及的王——法老就是人间的神——法老并不只是像神一样，而是一个选择在一段时间里到大地上同他喜欢的人民一起生活的
真神。从他那延续几天的加冕仪式完成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一个尘世的人。他是伟大的太阳神的化身，他是全知全能的。他的行为是诸神意志的体现，他作出的规定必须无条件地得到执行，否则众神就不会友善在对待埃及，灾难就会降临。在埃及人看来，法老的意志就是法律，他所希望的就是光明和正义。集神权与王权于一身的法老始终被埃及人认为是神王。
古埃及法老的地位在很多方面看上去很像是中国
商朝时期的王，商王被人们看成是上天的儿子，代表着上天的意志。商朝的社会风貌亦相似于古埃及神王体制主导下的人间社会。但古埃及比商朝的中国更显温和一些，因为古埃及人不用人祭，他们崇拜的神系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给人带来幸福和欢乐的“喜神”。在
殷墟考古遗址中，精美绝伦的青铜器与成千上万的卜用甲骨共存，可见在高度发达的
殷代物质文明之上，耸立着一个事事占卜、迷信鬼神的精神世界。人，似乎只是为鬼神而活着，或者以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为鬼神打造祭器，或者随时把生命和鲜血变做祭坛上的供品。人祭、人殉的盛行，表明人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殷人相信“君权神授”，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天”—上帝，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在这种神王一体的国家里，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人们对于神的信仰，然而，一个国家的权力系统包括神权、王权、族权、
民权等若干组成部分，这些权力一旦失去平衡，国家内部就会发生冲突，人们对于人间的神——王的信仰就会发生动摇。
法老的地位首先面临着来自王权统治集团内部组织的挑战。埃及的王权通过以类似于宰相——“维齐尔”为首的官僚机构得以运行。他被称为 “全国的管家”和“国王的耳目”。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是埃及文明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国家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而且还负责产品的分配。巨大的国库和政府的粮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实物税：谷物、牲畜、布匹和各种金属。它们通常用来支付国家的开支，也作荒年时用的储备物。只要王国统一，
尼罗河定期泛滥，一切都将太平无事，法老地位将安如泰山。然而，到了第六王朝（公元前2345年—前2181年），那些从王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获利的贵族和地方官员不断巩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某种程度上的权威，国王的权力被分散弱化了。法老的最高权力被稀释的过程可能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发生的，直到法老与贵族、地方官员集团在国家权力系统的天平上失去平衡之后，灾难性的后果才会降临。自然灾害通常会加剧国内矛盾，因而也是促使埃及法老走下神坛的重要原因。在古王国的最后一位法老佩皮二世执政期间，尼罗河经历了一系列洪水不足造成的饥荒，甚至造成连埃及的巨大粮仓都无法赈济。饥饿蹂躏了埃及几十年，地方贵族竭力想要让自己的人民吃上饭并在陷于绝望境地的乡村维持秩序。自然灾难加剧了贵族之间的纷争，内乱又导致国家治理体系趋于崩溃。
在神王一体的国度，王权与神权之间很容易产生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尤其是在实际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十八王朝（公元前1575年－前1308年）时期，底比斯的财富与宗教影响力与日俱增，祭司权力不断扩大。由于埃及已耕作的土地有四分之一都属于底比斯阿蒙神的祭司所有，在巨额财富的支撑下，祭司们不再仅仅充当信仰守护者的角色，他们开始插手地区行政管理，甚至充当军事指挥官。底比斯崇拜的阿蒙神同上埃及的关系历史悠久，这是一位深奥、难以捉摸的神。他的对立面是名为阿顿的神——以日形圆盘为造型的太阳神拉，一个在下埃及受到欢迎的光明之神、
生命之神。此时的法老安曼贺泰普三世对底比斯权力的膨胀心生恐慌，于是从底比斯迁都至北方的孟斐斯，并在那里推行对太阳神拉的崇拜。这样，沿着南北之间的传统
分界线清楚地显现出来。为了同底比斯的权势人物决裂，他做了一件十分鲁莽的事——宣布阿顿神为唯一的神，把埃及的其他神祇偶像斥之为伪神，从而引起埃及社会的极大混乱，十八王朝很快走向了末日。
此外，崇尚来世文化的奢靡丧葬活动耗费了古埃及人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加速了古埃及的衰败进程。
其实，这一切都不足以导致古埃及文明的彻底衰亡——如果没有来自外部族群的挑战，古埃及人有可能像中国人那样从容地发展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明模式。然而，这一进程于公元前二千纪以后就被持续不断的外患所打破。被埃及人称为“外国统治者”的喜克索斯人从
巴勒斯坦大举南下，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部地区。到了公元前17世纪中叶，喜克索斯人开始谋求对三角洲地区的统治权，并最终获得了成功。从此，入侵者从东部、西部和海上不断侵入古埃及，公元前525年，波斯军队征服了古埃及。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古埃及人之所以如此迷信法老的权力，也许正是由于古埃及农业资源的充裕和外部空间的安全。然而，古埃及的自给自足却又变成了一种束缚人们精神的牢笼，使古埃及人的想象力变得迟钝，思维方式趋于保守僵化，因而无法对古老文明的逻辑范式进行“二次抽象”以有效应对外来的挑战。当人类进入金属时代，特别是黑铁时代之后，在族群竞争加剧的历史大趋势下，古埃及的神王体制显然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了，他们富足安定的社会所造就的神王体制走向了终结的命运。
族群竞争的本质是人的竞争，人不得不以群体性的方式投入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冲突之中。因此，族群文明在逻辑范式上的“二次抽象”，实质上就是从神学逻辑范式向人学逻辑范式的转向。
殷、周之际是中国社会从神权时代走向王权主导下的“人权”时代的重大转折时期。
牧野之战，使偏处一隅的小邦周国竟然推翻了盛行“天命”思想的商王朝。对此，西周初年统治集团中地位仅次于
周公的人物召公奭对于王朝更替中“天命靡常”的残酷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周公说出了一句浅显而又无比深刻的话：“天不可信。”因而，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成为周初政治家面前的重大课题。周公总结商亡的历史教训，认为根本原因是商王失德滥罚。“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针对殷人的“天命”说，周人认为只有敬德才能得到“天”的保护。德既是“天”对人的要求，也是人对天的敬仰。只有“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才能维护周的长治久安。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也就是实行“德政”的政治纲领，把人民的反应作为为政得失的标志。从《
尚书》中的记载可知，周公所说的“民”，包括社会下层的“小民”在内。在中国历史上，人的价值第一次从理论上得到论证，政治思想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人祭、人殉逐步退出历史，这无疑是一次中国文化史上质的飞跃。天人关系在殷周之际发生的重大变化在于， “德”成了天人关系之间的“第三极”，是对商朝之“天”在逻辑范式上的“二次抽象”。德对人的要求几乎是无限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一种宗教观念。“德”的状况如何，成了天人关系之间的一个标准与规范。“德”潜藏于人心，是人的理想品格的代表。周人将“德”神圣化，“德”成了天人关系的媒介，甚至等同于天人之间的阶梯。
然而，在古埃及，却没有产生出这种变革的力量来冲击古老的神王体制。相反，在外部族群不断攻击下，古埃及人不仅没有走上变革自新的道路，反而使诸如国王与贵族集团之间、国王与祭司集团之间、上下埃及之间等各种内部矛盾更加激化。
更为可怕的挑战并不是如波斯人一般的弱肉强食者——波斯人或许还会像历史上的喜克索斯人那样，在他们统治能力渐趋衰弱的时候会被强盛起来的埃及人再赶回去，但马其顿人、罗马人显然是不一样了。他们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灵魂，而古希腊文明的前身正是古埃及文明本身，他们把古埃及人心目中不可测度的神变成了“功力无比”的人间英雄，从而实现了从神学逻辑范式向人学逻辑范式的转换。
公元前332年之后，古埃及处于马其顿人的统治之下。之后是罗马人，从公元前30年开始对埃及实行直接统治。他们与喜克索斯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带来了与古埃及不一样的文明模式——他们是真正的文化入侵者，他们是一支支用智慧武装起来的“强盗”。在此之后，先是
基督教，后是
伊斯兰教在古老的埃及大地上广泛传播。在这些次第展开的文化入侵过程中，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湮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看到的是，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古埃及人反过来却要向古希腊人学习使用拼音文字，从而创造了科普特文字。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统治下的埃及，又宣告了科普特文字的死亡。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伟大的古埃及文明在其悲壮的时代变迁中展示给世人的最为落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