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的一天，徐悲鸿应邀到香港举办画展，，他曾到德国籍马丁夫人家中做客，鉴赏书画。马丁夫人的父亲生前曾是德国驻华外交官，在中国生活几十年，购买了大批中国书画，不乏精品。马丁夫人有意将其出售，特带几大箱字画前来寻买家。徐悲鸿认真地鉴赏着每一件书画藏品，当看到一幅发黄的长卷时，他眼中放出了惊异的光芒，几乎是叫喊着说：我就要这一幅!
唐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图》
纵30厘米，横292厘米
这是一幅白描人物长卷，描绘的是一个道教传说。画上有87个神仙从天而降，列队行进，姿态丰盈而优美，展现一幅风动云飘的神仙境界。画中表现的是东华帝君、南极帝君在侍者、仪杖、乐队的陪同下，率领真人、神仙、金童、玉女、神将前去朝谒道教三位天尊的情景。画面上神将开道、压队，头上有光环的帝君居中，其他男女神仙持幡旗、伞盖、贡品、乐器等，簇拥着帝君从右至左浩荡行进。队伍里，帝君、神仙形象端庄，神将威风凛凛，众多仙女轻盈秀丽。
这难道就是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图》吗？吴道子在中国绘画史上久负盛名，作品以宗教题材为最多。他下笔有神，画的人物飘逸洒脱。当年他为长安、洛阳两京寺观所作壁画就有300余间，卷轴画亦不少，被称为吴家样。但年代久远，他的真迹早已难得一见，如果这幅《八十七神仙图》真是吴道子的真迹，那可就是罕见的国宝!
收藏界都知道吴道子的真迹已经失散，现在见到的大都是宋人的摹本，要作出确定的结论，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从香港回到内地后，徐悲鸿把当时鉴定界的几位声名显赫的大师请到家里，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应邀前来的几位大师中，就有张大千和谢稚柳。
张大千分析说：宋朝，在寺院画工中流行一种小样制度，样稿在壁画完成后会留下来，作为修缮、补绘的底稿，也是师徒传授的样本。《八十七神仙图》就是这种小样，通幅洋溢着豪迈博大、生气勃勃、雄浑健伟、气度开放、质朴刚强、典雅庄重，应是吴道子的手迹。
谢稚柳从绘画技法上进行了比较、论述。他认为这幅画卷的画法具有隋唐壁画的典型特征，仅从云鬓、虬须的毛根出肉的画法上去考察，这幅画的作者非吴道子莫属。
得到国内一流鉴定家首肯后，徐悲鸿对《八十七神仙图》更加珍惜，认为这是自己平生做的最快意的一件事 ，并制作了一方刻有悲鸿生命 四字的印章，郑重地加盖在长卷上。从此，不管是外出讲学还是举办展览，都随身携带此图。然而形影不离的宝贝却在后来国破家亡的战乱中屡遭不测。
1942年5月，日军频繁轰炸昆明。为了给抗日将士和烈士家属筹集资金，徐悲鸿来到昆明举办劳军画展。从画展开幕的第一天起，空袭警报就接连不断，但是观众依然踊跃，画展当日门票收入就达10万元。他将这次展览的全部收入都捐给了云南政府。5月10日，徐悲鸿在办公室整理作品，突然空袭警报响起。匆忙间徐悲鸿与大家一起跑进了防空洞。等空袭警报解除后回到办公室，发现门和箱子都被撬开，自己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图》和其他30多幅画竟不翼而飞。名画失踪，事关重大，惊动了云南省府。当局立刻派员调查，限期破案，然而名画却杳如黄鹤。
1944年，徐悲鸿全家迁往重庆。一天，邮差送来一封来自成都一个陌生地址的信。徐悲鸿拆开信一看，是他的女学生卢荫寰写来的。卢荫寰在信中告诉他，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和丈夫随同一个朋友，到一个不相识的人家里去做客，那个人拿出一幅古代人物白描长卷请客人欣赏。卢荫寰仔细一看，吓了一跳，这不是老师的心爱之物吗?凭她的印象，这幅画卷就是徐悲鸿在昆明丢失的《八十七神仙图》。卢荫寰不露声色，回家后才告诉丈夫，她的丈夫也大吃一惊，要立刻报案。聪明的卢荫寰制止了他，她认为不能打草惊蛇，要先告诉老师，然后想一个万全之策来保证国宝的安全。看过学生的来信后，徐悲鸿夫妇兴奋不已，恨不得立即赶赴成都。但是冷静一想，自己还是不出面为好，便请一位以前认识的新加坡朋友前往成都。徐悲鸿再三交待，请他先找到持画者，见到这幅画并确认为真迹后，先设法与之交朋友，然后再花钱把画买回来。
不久，消息从成都传来，那幅画的确是原画，持画者也愿意卖给徐悲鸿，不过，他开出了天价：银元20万，同时还要徐悲鸿的20幅作品。20万银元是个什么概念?在当时的北京城里，一个上好的大四合院也不到1万银元。 但是，为了画的安全，徐悲鸿接受了持画者的条件。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白天黑夜忙于作画。夫人廖静文则帮助丈夫找朋友筹款。20万现款汇到成都，又过了几天，20幅作品也寄到成都。很快，在那位朋友的帮助下，《八十七神仙图》又重新回到徐悲鸿手中。当徐悲鸿再次见到这幅魂牵梦绕的画卷时，非常激动。画幅上悲鸿生命的印章和自己的亲笔题跋已经被割去，值得庆幸的是画的主体没有丝毫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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