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希腊的历史分期
对于历史本身来说，分期意味着某种类型的亵渎。历史从来都是流溢的，1 从来都是活生生的。当然，分期主义者也提供了振振有词的理由，而且于逻辑和事实上也站得住脚。首先就表现在方法论上，其次是出于教育论的考虑。2 从历史学的角度上说，已经形成了普遍认可的分期方案。按照马赫主义者的说法，人类的活动应当追求一种“最大利益化”的效果，关于历史事实，只需写一部通史就足够了，其他著作不应当重复这种历史事实，这是“信息的浪费”，是“思维的不经济”。所以他们的理想著作是薄薄的几张纸。我这里不按照他们的做法，因为适当的事实还是需要交待的，即使在客观上存在“信息的重复”；这也是学术综述所汲汲要求的。那就是：公元前800—前500年，公元前500—前336年，公元前336—前31年。3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殊的任务，这些任务的性质是后代的史学家们概括的。也就意味着，生活于历史现世的人们可能处于群体的无意识之中，但历史已经形成了。也不尽然，理性主义盛行的时候，历史具有了“未来主义”的因素。
正像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荷马时代是古希腊的“中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失为一种“断裂”。希腊人的反省从古风时期开始，反省的差异性首先表现在空间上。西南部的伯罗奔尼撒最先觉醒，而且发扬了迈锡尼的历史沉积，在制度等方面的辉煌为后世所惊叹（其中以斯巴达人最为典型）。4 东北部的雅典人也一直在活动着，并逐渐影响了中部的一些邦国。民主政治正在成长之中。
这一时期最大的一件事当属大殖民运动了。希腊人的世界观及其转折都发生在这次运动中，“大希腊”的名称从此扔给了后世的史学家和文化认同者。我们所看到的东方对于希腊的影响真正显露出来。罗马人的祖先也从此结识了“来自东方的人”。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历史轨迹：铁制工具从东方传到希腊，再到意大利，从而支撑了古希腊罗马最主要的物质活动，包括雕塑等艺术活动。5 货币制度逐步形成，再一次点化了希腊人的商业贸易灵性，这同时也是大殖民导致的“国际分工”的结果。 6
还有一件与之相伴随的政治大事件，那就是城邦的形成。这几乎是整个人类诞生以来的大事件，富含了深厚的历史意义。城邦建设的运动整整持续了上百年。典型而独具特色的奴隶制发展起来了，民主政治也在许多城邦红红火火地进行着，希腊神灵们迁到了城邦的神庙里，哲学、艺术等精神活动大跨步地走着，法律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戏剧、诗歌活跃于城邦的空气中，体育在征伐的催生下成为盛事：希腊人最终发现了“人”。 7
历史已悄然跃入了“古典时期”的视线，上面所述及的城邦制的诸多结果，事实上是在希伯战争之后达到高潮的。8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希波战争才最终保证了希腊文化得以历史性繁荣和延续（正如随后的马其顿战争直接保证了希腊文化的国际性传播和沉积一样）。首先表现在对城邦生活外部环境的营造，以及基于此而兴起的城邦文化的繁荣；其次是希波战争本身也构成了文化[比如说为了纪念战役胜利的而浇铸的青铜雕像《海神波塞东像》（或曰〈宙斯像〉），以及大量的悲剧和赞美诗]。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民主制的繁荣首先来自雅典人的反省，波希战争的胜利在更大意义上是雅典人的胜利。单就地域性质上说，雅典人就已经是事实上的战争最大获益者了。于是在希腊历史上发生了如下一系列的事件：战时的提洛同盟铺垫了雅典作为霸主的道路；伯罗奔尼撒战火四起，消耗了社会财富，也宣告了民主制的末日；苏格拉底殉葬于民主动荡之中；马其顿大军挥戈南进。9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古典时代已经结束，即使不存在因果关系也揭开了希腊化的序幕。
正如摧毁了迈锡尼文明的多利安人一样，落后的马其顿人（事实上也是希腊人）摧毁了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但马其顿人不像多利安人一样把历史推入“黑暗时期”，而是大胆地接受并推行了原文明的精神（当然更多不反映在制度上）。“希腊化”实际上同时也是“化希腊”，东西方的碰撞预言了又一个新的世界性时代的创生，“世界主义者”可以在这里寻觅到意料之中的史料。实际上，希腊化已经在创造另一个显然不同于希腊文化的文化了。
二、城邦中的宗教
古希腊有没有宗教？或者说古希腊人的精神生活到底是神话传统还是宗教传统？事实上，关于这类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荒谬的。意识形态的研究（应当包括神话、宗教、哲学、艺术等），其魅力所在就在于不确定性。答案不可能是唯一的，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问题，关键在标准，在先设性前提。解释才是最有活力的。我这里主要讨论宗教。 10
我说“城邦中的宗教”并不表示以前的宗教存在于“村郊”。希腊的宗教首先在城邦建设中获得了存在的意义。社会的组织性需要一种信仰力量的支撑，这种信仰力量可以是祖先、宗教、理性或国家等，而且必须是抽象的，还要有象征物。这种象征物具有很大成分的图腾性。 11 它是一个标志，是一种纹章，是群体认同的信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腊诸神得以安然生活于奥林匹斯山上。
把自然的神变为社会的神，这个工作一直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到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出现的时候，这项工作已经初功告成。12 从多神到一神转变的过程更是潜移默化，从来没有以全面目出现过。这个过程真实地上演了一幕大殖民运动的悲喜剧。宗教和城邦随着大殖民运动而四处泛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城邦中的宗教”的另一层含义。实际上，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早已根植于每一个希腊公民的头脑中，群体的无意识在这里滋生。
希腊宗教绝对是多神的，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从而获得一神论的意义。一神论在这时包含了多神论的因素。希腊人没有撒旦，人们心中的善恶感寄托于神灵的能善能恶，从而获得道德心理的平衡。正是这种特殊的平衡张力，孕育了希腊人始终如一的追求和谐的审美意识。理性主义的成熟与这种平衡张力也不无关系。
“由多神到一神”的另一层含义来自于城邦中的宗教所受到的外部挑战，罪魁祸首恰恰是大殖民运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信仰的悖论）。北部的奥菲斯教（酒神崇拜）大肆南下，征服了许多城邦公民的灵魂。为了抵制奥菲斯教——群体无意识意义上的抵制，理智的希腊人推重日神崇拜，提倡节制主义。于是，另一种宏伟的平衡张力得以建立，即尼采所大力赞美的酒神和日神相互间达成的契约。13 这种样式的平衡张力同样培养了审美意识和哲学冲动。
但建立不久的平衡张力最终在内部的对立统一中破裂，诸神在奥林匹斯山上目睹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始末。许多神庙被毁坏。虽然平衡的惯性仍然怂恿着人们和谐于神的善恶，一股骚动的风气还是盛行起来。苏格拉底即殉葬于这股风潮，理由当然要呈现于神的面前：引入新神，败坏青年。艺术的敏感和顽强最终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悲剧已经很少上演了。雕塑挣扎于程式之中，神灵也世俗化了。
三、转向人和社会的哲学
希腊是哲学的故乡，理性称为“主义”在这里最先开花。 14 我们现在很难区分原初的哲学和宗教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就像原初的宗教和神话的难解难分一样。但也不妨碍我做适当的论述。作为哲学和宗教的共同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认识世界，而且经由了由自然到社会的过程。相对而言，哲学更为滞后，就像现代的唯物论者们所说的：感性总是先与理性（可能柏拉图不这样看）。但这并不是说宗教没有理性，也没有说哲学不要感性。宗教在命题上的相对优势最根本地表现在所提问题的不确定性上，哲学虽然也秉承了这种不确定性，但她的反应往往是迟钝的，而且赋予了思考。
思考的方式之一是综合概括，泰勒斯确实是这样做的。 15 当他把万物归源于水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的诞生。我们可以假设泰勒斯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感染，其命题的得出来自于城邦保护神的神秘启示。但仅仅是假设而已，史料委实太少了。可以肯定的是，从理性萌生的一瞬间，泰勒斯就试图寻找一种和谐，在这一点上与宗教的事实契合了不少。
毕达哥拉斯的贡献更大，因为他留下的史料更多，也表明他做的工作更多。首先是提出了“万物本于数”，这要比泰勒斯的“水”在本体论上前进了一大步。也正是这种“数”，启发了时人和后人，直到柏拉图。其次了肯定了数的和谐，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天人感应”，而且在行动上加以实践。第三，他把“数”和神灵联系起来，用神秘主义验证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并建立了自己的宗教——而且不违背奥林匹亚诸神的意愿。“比例”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实际上是关于和谐的实践。基于比例的和谐以及净化的理论激励了后世许多艺术家和实干家——“激励”也许包含了束缚的意义。
赫拉克里特的性格有点与众不同，为人也疾恶直怨，据说人缘不好。但他在更大领域内折服于自然界的伟大（在他的自然界中应该已经包括了社会），把整个生命奉献于阐释他的“逻各斯”——被现代哲学语言叫做为“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的范畴。抓住自然界的辩证法既成就了赫拉克里特，也拖垮了赫拉克里特，即由宇宙秩序的“逻各斯”所导致的怀疑主义基础上的虚无。唯一不虚无的是他所坚信的“逻各斯”；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和谐的性质。我从艺术的纷繁头绪中找到了赫拉克里特的另一个贡献：“流溢说” 。贡献当然不只针对艺术，艺术却是十分敏感地“针对”——在提供适当环境的时候。我后面还将论及。
接下来出场的哲学家是巴门尼德，他的历史使命好像专门是为赫拉克里特而设置的。希腊人的思想空间由此陷入了“南辕北辙”的困境。好打抱不平的恩培多克勒斯出来摆平了时代的思想格局——也即做了最简易但最可罗致荣誉的工作：综合考虑，平庸待世。到后来的阿纳克萨哥拉斯，再到德谟克里特，最终完成了对自然界的解释。德谟克里特以后的自然哲学长期低迷不振，由苏格拉底开始的“人”的哲学成为思想界的宠儿。主要的原因不在于自然哲学本身，而在于变动不息的社会主题。应当说，整个古风时期的社会主题投合了人们对自然哲学的兴趣（宗教也是这样）。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在美学上不失也是一种和谐论，但已经不和谐于时代了（我这里指功利层面的“时代”），因为蛰伏于整个古风时期的人文主义苏醒了，并且马上钻出地面，从泥土里抖出一大批“智者们”。 16
应该说，苏格拉底也是一个“智者”，但他不这样自称，而诩之以“哲人”。我说“苏格拉底首先开始了‘人’的哲学”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我的偏颇之处可能在于忽视了 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我现在已经提出了。
苏格拉底重视存在的目的因，以至于能够忍受明显违反神灵的世俗化行为，也许事实上他已觉察到了神灵的世俗化。这是不可改变的社会事实。苏格拉底强调适用，并认为这就是比例，就是和谐，就是和目的性。这种态度最终导致了神学目的论。17
应当说，苏格拉底还没有明显感觉到民主制度的岌岌可危，他仍然沉浸于希波战争以来形成的繁荣之中，至少他相信神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希波战争催生了“人的发现”，也宣告了“人的毁灭”。希波战争的另一层含义在于，坚定了诸神的信念，从而使诸神个个成为偏执狂，内心却开始保藏起祸心来。
在苏格拉底被杀以后，柏拉图忽然发现了真谛：原来希腊人正在毁灭自己，城邦的保护神已迷失心窍。于是，柏拉图立志要再造一个“宗教世界”——理想国，至上神即是非常有名的“理念”。如果柏拉图当时没有使用“理念”这个词汇，而是使用“至上神”或“宙斯”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这是由多神到一神的转变。关键是柏拉图没有这样说，从此也挽救了哲学可能走向神学的危险境地。无论如何，柏拉图的“理想国”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活模型。 18在几次社会实验失败以后，他又提出了可行性较强的“宪政国家”模型（但终极目标仍是理想国）。我想说的是，柏拉图的一切著述都是为了理想国而服务的（包括关于艺术的论述）。当然后世对其著述的阐释和实践可能会使柏拉图“大呼上当”。
历史的脚步迈到了亚里士多德的面前，但亚里士多德已无暇顾及——他的思想包袱太沉重了。集大成的任务天然归亚里士多德来完成。有人说，苏格拉底的功劳说到多大也不过分，实际上祖孙三代都配享有这个荣誉。出于本文意旨的考虑，我愿点出亚里士多德如下的工作业绩（由于这些业绩娴熟到如此高超的地步，以至于丝毫不妨碍我只点其名而不阐其义）：和谐、秩序、比例、静止、流溢、质料、灵魂、动力、目的，等等。 19
四、雕塑
严格地说，“雕”与“塑”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反映在技术层面上。但我并没有说在审美层面上就没有区别。不同的技术必然造成不同的质料辐射，从而引起不同的审美效果（不论是创作审美还是欣赏审美）。当然“相同”也是存在的，而且绝对符合相对性原则。
我不能肯定宗教和哲学一定与雕塑（艺术）有关联，但可以肯定他们之间有关系（当然是针对创作心理和审美心态而言）。可以确认的是，三者之间不存在共时性的一致，只在异时性上保持契合；三者统一于社会现实，又相互影响以促成社会现实的历史性沉积。如果让我总结一下宗教和哲学施之于雕塑的影响，我愿意看到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横亘于程式的动荡不安中。什么样的理想主义（神的面目、宇宙秩序、以及人性显隐等）才符合道德事实、并进而孕育创造力？这是希腊人自“黑暗时代”以来即孜孜以求的——也许还有一条由自发到自觉的线索。
应当说，多利安人南下，除了保留某些不可避免的概念以外，迈锡尼文明霎时灰飞烟灭——更早一些的米诺斯文明在东方可能留有变种。至少在雕塑艺术上，多利安人的继承性几于无存，真正达到“断裂”的状态。（也不能说没有孑遗，但最终汇入了顽固而古朴的多利亚程式。）随着大殖民的深入，东方崛起了爱奥尼亚程式。负载于地域性的对抗性原则见证了希腊雕塑的始终。 20
首先是笨拙的陶器和青铜小雕像，使“氏族公社学家们”大开眼界。据说也有大型木雕的，但其物理特性无可奈何于现代人的悲天悯人。取材自神话故事的小雕像《赫拉克勒斯与萨提洛斯》从造型艺术的视角证明的几何化的特征，也同时表明了希腊人的程式探索。探索的喜悦从古风时期开始真正掀开了希腊雕塑史的大门，最大的贡献既是人体雕塑的程式奠定。 21
大量流行的“库罗斯”（希腊人的称谓，意为“小伙子”）充斥于这一时期。裸体立像对于东方人（主要是埃及人）来说，等于是“挂羊头卖狗肉”； 22对于自己的灵魂来说，则意味着直面神灵的勇气，十分流行的“人神同形同性”在这种勇气里氤氲着。裸体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来自社会：大家都知道希腊人的“体育”观念脱生于战争的频繁，背后仍然保藏了作为人的豪迈之情。 23理想主义由此滥觞开来。
“柯拉”（意为“少女”）在整个古风时期都没有把衣服捋下双肩，作为节日的服饰实践于宗教的仪式（有时也作为欢迎战争／体育英雄广场上的衬饰）。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女权主义者不可能从这里捞到丝毫的好处，包括女子在希腊奥运会上的落选都不足为法庭上的凭证。宗教的庄严和威仪足以征服任何不羁的灵魂，实际上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精神面貌的展示。
明显摹自东方的直立程式和正面法则并没有阻挡“库罗斯”和“柯拉”内心的激越，追求和谐的心志已经溢于言表。“微笑”，作为突破埃及的“呆板”，事实上宣告了新的宗教观念和哲学认识付诸于创造的实践，表明了希腊人进入宇宙秩序后的时空自由运作。24
承前启后的证据来自于埃奎纳岛上的阿淮亚神庙山墙雕塑。在东西两面的三角形山墙上，活生生地验证了社会动荡带给人类生活的灵魂不安：西面的山墙上，众雕像们试图执著于程式化的“微笑”，但战争气氛的炽烈把他们的归属系在了惊马的鬃毛上，惊心动魄的不协调预测着和谐的命运。东面山墙上的群雕，“古风式的微笑”几乎罔存，写实主义的气色游离于眉宇眼角。25 应当说明的是，写实主义的存在已经很久了，在程式试图肇始的恍惚间已经钻入了雕塑家的灵窍，创造的另一副面孔实际上恰恰是毁灭的狰狞。
希波战争不但没有摧毁多利亚和爱奥尼亚的对抗性程式，反而把这种程式强化起来。变化却悄然而至。从外部环境说，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涨，不但赋予时人而且包括后人以“同构相应”的心理认知，从而脱生了“拘谨风格”的程式认同，所指却在本质上没有感受到冲击波的震撼。对于内部系统，张力的平衡始终掩盖着私下的博弈，激动人心的时刻邂逅于焦渴心灵的间歇里。26
我愿意谈谈《海神波塞东像》（又曰《宙斯像》）——这尊代表“严谨风格”时期最高成就的青铜雕像。“古风微笑”转变为表现运动，身体的中心由东方程式的直立担当发展为两腿分立担当；人体结构准确，隆起的肌肉符合解剖学原理；造型完美，动作矫健，富有变化，阐释着流溢的和谐；双臂张开，右手握戟，作投掷之势。27 我坚信远方悬着的标的由神灵和智者的启示所装饰：宙斯的可善可恶，雅典娜饲养的巨蛇，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率，赫拉克里特的相对性流溢。希腊人最终挣脱了东方人的程式，开始了沉溺于古典时期程式的新纪元。
我不得不承认，作为古典时期的程式，从来就包含了叛逆的因素——人文主义从来没有统一过认识，而是仅仅把“人”作为宇宙中最重要的造物加以赞美，方式倒是其次的。28 爱奥尼亚派的雕刻家们萌生了“解放女性”的邪念；多利亚系统的创造者们正在学习赫拉克利特的“相对性流溢”，而且明显在理解上发生了偏斜——却可能是雕塑的大幸事； 29苏格拉底营造着理性主义的氛围；所有这一切，包括卫城山脚下一户奴隶人家的烟囱，都服从于把平衡、和谐、秩序和中庸具体化的号令。
下面我愿意介绍三个伟大的人物。在实际效果上看，确实是他们三人支撑了希腊古典时期的雕塑艺术。
伯利克里托斯的价值大概更在于其著作《法则》，而不是同样颇有影响的艺术作品（如《持矛者》、《束发的运动员》）。作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美学精神的继承者，伯利克里托斯实现了比例由神到人的过渡，而且明确建立了“人体比例”的概念系统和操作系统。事实上，伯利克里托斯总结了古典时期以来的程式化历程，并把这种观念强行施之于后人，直到20世纪现代主义盛行的时候仍可见其痕迹。另外，伯利克里托斯也无愧于“力学家”的称号，他把雕像的左脚解放出来，为力量的表现开辟了一大片战场。 30 在这一点上，他和菲迪亚斯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影响。 31
菲迪亚斯的声名绝对在伯利克里托斯之上，主要是因为雅典新卫城的设计图纸出自于他的双手，而他在事实上也参与了卫城建设的实践活动。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菲迪亚斯”已成为整个古代希腊艺术的代名词，因为现代人都知道雅典城保存的完整性。菲迪亚斯的师承在多利亚传统，但他做了大量突破程式的工作。从而形成了“神明的静穆”（温克尔曼语）的崇高艺术风格。理想化的特性此后支配了整个希腊雕塑艺术。菲迪亚斯最终成就了一家之言：忠实于自然，同时要净化自然；模仿自然，又要突出理想化的想象。
大型装饰性雕刻减少，其原因在于战争带给希腊的财富消耗。神庙建设从此滞步，神人更为合一。人们的心灵已不能安静，肃穆高贵的神雕渐渐少了，可藉款慰的爱神、酒神为爱奥尼亚的视眼转化提供了可施手脚的领地。世俗性和人情味不期而遇。32 普拉克西特列斯刮掉了以前裸体男子强壮的筋肉，不但使男子形体女性化，而且最终（也是最初）撕扯下了女子的“节日盛装”，开启了裸体维纳斯的新时代。33 形体不仅是十分娴熟的修长、轻松和柔和，S形的曲线变化也充分展示了自然的流水线。普拉克西特列斯钟情于大理石的质地，因为他要求的是人体肌肉的细腻变化和美妙含蓄。 34 从他的代表作《克尼多斯维纳斯》，我看到了普罗泰戈拉的“人的尺度”、赫拉克里特的“流溢”、爱奥尼亚所执著的装饰程式，以及德谟克里特的“灵魂原子”，还有裸体女子的“大胆而自然的含蓄”。
请允许我略微谈一谈米隆和利西普斯，以作为本节的煞尾。事实上，《掷铁饼者》是对于“严谨风格”的阐发，古风程式早已销声匿迹。 35更为重要的是，似乎菲迪亚斯、伯利克利托斯、普拉克西特列斯都曾从《掷铁饼者》身上获得了“神秘的启示”，从而走上即相互神合又截然不同的道路。利西普斯则是古典时期最后一位雕塑家，在比例上突破了伯利克利托斯（当然是扬弃性质的），在理想化上对菲迪亚斯的观念做了“变形手术”，而且精于掌握瞬息变化的运动姿态，比普拉克斯特列斯更敏感于德谟克里特的“灵魂原子”。 36 但利西普斯几乎没有“启下”的价值，因为马其顿的大军已涌到了南方和东方，希腊的雕塑泛滥开来，并承受了东方风潮的数次汹涌。希腊化同时具有了“化希腊”的意义。
五、给予现代人的启示
可以说，从罗马人开始至今，雕塑艺术从来没有超过希腊古典时期的成就，人体雕塑似乎已经无路可走。现代主义各流派做了大量的实验，从立体主义的钻孔到构成主义的搭配骨骼，从超现实主义的肢解到集合主义的“变废为宝”，除产生现代意义外，甚至没有超过文艺复兴的米开朗琪罗和后来的罗丹。37 关键是希腊雕刻家已经发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人”，而且赋予了不含神秘主义色彩的神性的启示，这是后人所逐代消失的但十分宝贵的东西。 38
现代社会的宗教正在为“现代性转型”而努力奋斗着，有做得比较好的，比如说新教；也有挣扎着的，比如说伊斯兰教。回过头来一看，原来希腊人早就做了：不但解除了人们对于存在的怀疑，而且赋予存在的虚空以神圣的意义。人和神相处得相当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物两体、异名同谓而已。 39
哲学所承受的痛苦更大，因为她因袭了理性主义的冲动，于是徘徊于神性的殿堂之前而摇摆不定。到处是厮杀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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