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与
李清照，一为亡国之君，一为旷代才女，却同为婉约派，同是词史上的一流大家，两人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古人云：“男中
李后主，女中
李易安。”二李并称，极受推崇。
在我看来，李煜与李清照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人生的经历和词的创作都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经历了家破国亡的苦痛之后，才登上词的艺术巅峰，走上了词史上一流大家的位置的。
先看李煜。
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
钟隐，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史称李后主。
宋太祖建隆二年 (961)，煜继父位为南唐国主，奉宋正朔，开宝八年 (975)，城破被俘，押赴汴京，封
违命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 (978)七夕，赐牵机药，中毒而死。
李煜工书善画，洞晓音律。前期与大、小周后感情甚笃，生活奢靡，常形之于吟咏。作为南唐的国君，生活相当豪华奢侈，词题材狭窄，无非是表现宫廷生活、男女恋情或离愁别绪。
亡国后，孤寂悲凉的处境，使他的词转向了写思乡之情，亡国之恨。
从“红锦地衣”的
南唐后主，到“故国不堪回首”的宋室囚徒，词人李煜天上地下的身世沦落以及内心“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的巨大沉痛，绝非常人所能体味。
李煜前期词作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习气。国亡后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这些后期词作，多折射出词人内心巨大的亡国之痛，把传统诗歌里的那种个体间的离愁别恨升华为对故国家园的思念，凄凉悲壮，意境深远，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
其中最著名的是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是李煜的绝笔词，当这曲《虞美人》写成之后，拿到七月七日他生日那夜，叫歌伎演唱，饮酒作乐，拨弦弄瑟，名声大振。宋太宗知道后，恨其剪不断理还乱的故国之思，一怒，赐与毒酒，用牵机药将他毒死。
也许是同情李煜的遭遇，也许是惋惜他的才华，所以就有前人叹息：“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于是就有今人假设历史：如果南唐后主李煜不当皇帝的话，他会怎样？言下之意，似乎李煜只是因为做了皇帝，他的艺术才华才遭到了浪费和毁灭，似乎李煜如果不当皇帝，他就会在文学史上留下更多的杰出作品。
但李煜如果真的不当皇帝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创作颇丰，并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词人，但他绝不会成为一个有着“词中之帝”美称的一流大词人的，他的词作，也绝不会成为脍炙人口、倾倒历代人的千古绝唱的。因为艺术创作，绝不仅仅靠天才，靠灵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要靠的是人生阅历的丰富与否，靠的是人生体验的深切与否。他当皇帝之前写的那些叙写宫廷豪华奢侈生活和男欢女爱之情的词作，又有几篇能称得上是“杰作佳构”的传世之作？又有哪一首能够和他做了亡国之君后表现深哀巨痛的血泪之作相媲美呢！而奠定他文学史上杰出地位的成就最高的词作，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二年多时间里创作的，如《虞美人》、
《子夜歌》、《望江南》、
《清平乐》、《浪淘沙》、
《浪淘沙令》、《相见欢》等等，这些词作，无一不是抒写亡国之痛的血泪之作，也无一不是与他做皇帝的经历有关的。
可见，正是有了这一段“国中之帝”的惨绝经历，他才有可能成为风流一代的“词中之帝”，他才有可能给后代留下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传颂不衰的血泪文字，他短暂的一生才有可能在艺术上取得大成功。而这成功与失败，显然都与他当皇帝的命运息息相关，真是“成也皇帝，败也皇帝”。
王国维《人间词语》评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试想，如果没有囚禁的不幸，贬逐的悲哀，他又怎能“感慨遂深”“书之以血”？充其量也只能是继续写就“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的陈词滥调，又怎能成为一位承前启后、可追唐诗的大宗师？
再来看李清照，
李清照的创作成就，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男性词人。宋代文人对李清照就已经拳拳服膺。王灼说：“若本朝妇人，（李清照）当推文采第一。”（《碧鸡漫志》卷二）历代众多心高气傲的文人墨客更是倾倒于她的卓越才华。清代执文坛牛耳者王士祯，也自豪地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
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李清照俨然为婉约词的宗派大师。其他赞美之辞，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