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问你，死亡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多半会说我是个神经病，死亡怎么可能是好事，当然是坏事，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提到死亡，人们都充满了恐惧和不安，谁都不愿意死，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如此看来，死亡确实是件不好的事。可是如果我问，为什么说死亡是一件坏事，你能说清楚吗？你可以先闭上眼睛想一想，是不是有明确的答案？
如果你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你不一定有满意的答案。虽然你直观觉得死亡是坏事，但未必清楚为什么是坏事。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假设物理主义对死亡的理解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是物理主义者，也应该从物理主义的角度进行思考。物理主义认为，死亡是我作为人而存在的终结。
既然我死了，我不再存在，死亡对我来说怎么会有坏处呢？
死亡对于活着的人有坏处的话题我不想讨论，因为这与死亡本身给死者带来的坏处没有关系。我们要考虑的是，死亡本身对死者的坏处。
死亡的过程可能很痛苦，也可能没那么痛苦，但不管痛不痛苦，与死亡过程相比，死亡本身才是人们所恐惧、所关心的。
如果要考虑死亡的主要坏处，就必须专注于自己的死亡状态。我的死亡状态对我来说有什么坏处？这里可能会很容易得出一个答案：死亡的坏处就是我不再存在。
但是，仔细想一下，这个答案又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不存在，怎么会有东西对我来说有坏处呢？
对于某事对我有坏处这个观点，老谢给出来三种情况，我尽量说得简要一些：
首先，某样东西本身就对我有坏处。比如碰伤了脚趾，或者被刺伤、被折磨。痛苦的坏处是本质上的。由于它本身的原因，我们想要避免它。
其次，许多事情的坏处是结果上的：某样事情本身也许并不坏，但坏在其会引起或导致坏的结果。特别是，这类事情可能会导致一些其本质上为坏的事情。比如，失去工作本质上并不坏，但其结果是坏事，会导致贫穷和债务，并由此导致痛苦、磨难和其他本质上的坏处。
第三种方式很容易被忽视：有些事情的坏处是相对的。某些事物不好可能是因为你在接触这个事物时，就无法接触其他更好的事物。这是由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成本”带来的坏处，而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是坏的。简单来说，就是它的坏只是因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放弃了更好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拿出两个信封，让你选一个。你选了第一个并打开，里面有100元钱。得到100元看起来是件好事，你可以买点不值钱的东西高兴一下。然而，这种好处是基于你不知道另一个信封里有10000元！如此看，从比较意义上看，你选择第一个信封就是不好的，你选第二个信封会得到更多的钱，你本来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
好，我们继续回到“不存在”的讨论上。第一种意义上，不存在对我没有坏处，不存在本身并不是坏的。从第二种意义上说，不存在也不是坏的，它没有引起其他坏事，没有导致任何坏的结果。
但是，从比较意义上来说，不存在对我来说是坏的。当我不存在时，我缺失了东西。
我缺失了什么？当然是生命，具体来说，是生命赋予我的美好事物。处于死亡状态的坏处是，我再也不能体验和享受生活带给我的各种美好事物。我不存在时，我得不到这些我还活着时本可以得到的东西。死亡有坏处，因为它剥夺了我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事物。这就是被称为关于死亡的害处和坏处的 剥夺解释理论 。
也许这个理论解释了死亡有坏处的主要原因，但还是遭到了一些质疑。
第一个反驳从一个普遍的形而上学原则开始：如果某件事是真的，那么肯定在一段时间内，无论所谈及的是什么事，它是（或曾经是，或将会是）真的。也就是说，事实从时间上可考。
那麻烦就来了，我的死对我有坏处如果是个事实，那么它在什么时候对我有坏处？活着的时候，还是死了之后？好像都不对，这就有了确定死亡产生坏处的时间这个难题。
我们来看看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一段话：
这段话可能是伊壁鸠鲁对死亡的思考，他的意思很显然，死亡完全没有坏处。
有些哲学家接受这个结论，但是大多数人都坚持死亡真的有坏处，这就需要找到这个论点的错误之处。
要反驳这个论点，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认同事实确有其发生时间，然后说明死亡什么时候对我有坏处。另一种是反驳“所有事实都有其发生时间”这一假设。
老谢首先从后者开始，举了一个例子：
星期一我开枪打了约翰，没击中要害，他没马上死。第二天我突然死了。星期三约翰伤重不治死了。
很显然，我杀了约翰，现在判断我什么时间杀死了他？星期一、星期二还是星期三？如果说星期一或星期二我杀了他，他又没死；如果说星期三我杀了他，我星期二已经死了，怎么杀他？
老谢认为，我杀死约翰这件事没有确切的时间，而这是一个事实，这就推翻了“所有事实都有其发生的时间”这一假设。这个假设站不住脚，就说明死亡没有坏处站不住脚，所以死亡有坏处。
但是你可能更聪明，想出了我杀死约翰的确切时间，坚持认为所有事实都有其发生的时间，但是你也坚持死亡的确有坏处，这怎么办？你怎么确定死亡产生坏处的时间？
根据剥夺解释理论，死亡剥夺了生命中美好的事物，死亡在剥夺生命中美好事物的时候有坏处，这就得出一个结论：死亡在我死亡的时候有坏处。
可是这会把我们带回早先的困惑：当我不存在了，死亡怎么会对我有坏处？要想事物对我有好处或坏处，难道我不需要存在吗？这个思路指向了伊壁鸠鲁论证的另一个解释：
只有你存在，事物才会对你有坏处，当你死了，你不复存在，所以死亡不可能对你有坏处。
我们都认同“死了就不复存在”这个结论。如果我们接受“只有存在，事物才会对我有坏处”这个 存在性必要条件 ，“死亡没有坏处”这个结论就会顺理成章。
但是可能有时候，你不需要存在，也会有些事物对你有坏处，剥夺的相对坏处就是这样。你不必非要存在才能被剥夺，不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你被剥夺了某些事物。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论证反驳 存在性必要条件 ，从而否定死亡没有坏处。但是，否认 存在性必要条件 ，会带来一些新的困惑。如果不存在对某些不存在的人有坏处，也就可能对从未存在过的人有坏处，这将是不可理解的。
让我们假设有一男一女，他们做爱，然后生了个孩子，那个孩子慢慢长大。其实这件事没有真的发生，这对男女没有做爱，那个孩子也没有出生，但是这件事有可能发生。
我们就管那个可能存在的孩子叫拉里好了。实际上拉里并没有出生，但他是一个可能存在的人。现在要问的是，我们会为拉里感到遗憾吗？不会是不是？毕竟拉里从未存在过，我们怎么会为他感到遗憾呢？这就是我们接受 存在性必要条件 时的想法。
但是一旦我们放弃了 存在性必要条件 ，一旦我们说即使你从未存在过，也会有事物对你有坏处，那我们自然就会推导出，拉里本可以拥有美好的生命及其他美好的东西，但他从未出生，所以他被剥夺了这些美好。但是实际上你不会为拉里感到遗憾，因为它从未出生过。这就是放弃 存在性必要条件 带来的困惑。
老谢又不厌其烦地计算了一下30年内世界上潜在的可能出生却从未出生的人，我直接给出计算结果：35亿名女性×每个女性排卵30年×每年排12个卵细胞×35亿名男性×每个男性生育期50年×一年365天×每天4000万精子=3×10 33 （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摒弃了 存在性必要条件 ，即你从未存在过，事物也会对你有坏处，那就不得不同意，这些以天文数字计的可能却从未出生的人简直太悲伤了，因为他们被剥夺了生命中的美好事物。
而实际上，我们不会为这一大票人感到悲伤。可是放弃 存在性必要条件 ，就要承认这个悲剧，这难以理解；接受 存在性必要条件 ，我们就要接受伊壁鸠鲁的观点：死亡没有坏处。如此，我们就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哲学困境里。
为此，老谢提出了 存在必要条件 的两个不同版本：
稳健的 ：只有你在某时存在过，那个事物才会对你有坏处。
激进的 ：只有你和那个事物同时存在时，它才会对你有坏处。
老谢认为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假设了激进版本，而稳健版本则会让我们避免不可接受的影响。
稳健的版本限制相对少，它只要求你在某时存在，那个事物就会对你有坏处，激进版本则要求你与那个事物同时存在。如果你接受激进版本，死亡就不可能对你有坏处，因为你死亡时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你接受稳健版本，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你的存在不必和死亡有坏处这件事同时存在。
稳健版本也可以避免拉里和那些数万亿可能出生而从未出生的人所面对的问题。他们从未出生过，即从未存在过，所以没有事物对他们有坏处。
可是，稳健版本的 存在性必要条件 也有它的缺陷。以某个人的生命为例，假设他活了90年，非常美满的一生。当然还有其他可能，他只活到50岁就死了，少活了40年，是不是很糟？当然还可能更糟，他可能只活了30年、20年、10年，甚至1年、1天、1秒。
只活1秒真的是糟透了，可是如果把这一秒也减掉，他从未在这世界上存在过，那就没事了。他没存在过，也就不会有任何坏的事情发生。
这又是一个反直观的事情，本来生命越短是越糟糕的事情，可是当把他的最后一秒剪掉的时候，什么坏事都没有发生。所以说，哪一种观点更合理，或更不合理？
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剥夺解释理论的另一个困惑，这个困惑来自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剥夺解释理论指出，只要活着，就能享受生命中美好的事物，而卢克莱修说，我死后并不是我不存在的唯一时期，还有另一个我不存在的时期：我出生之前。
卢克莱修会说：根据剥夺解释理论，如果不存在是如此糟糕，那么对于我们出生之前面临着永恒不存在这个事实，难道我们不该觉得难过吗？但是，这个结论太愚蠢了，没有人会对自己出生之前的不存在难过。
卢克莱修这个观点我们都能很容易接受，我们不会对自己没出生之前的那段不存在的时间耿耿于怀。但是，我们又觉得剥夺解释理论是有道理的。
卢克莱修指出有两个自我不存在的时期，他是对的，但是我们有理由去区别看待它们，这两个时期之间可能有一个重大区别，让我们看重其中一个，而忽略另一个。
一些哲学家以这种可能为突破口，试图解释我们为什么在乎我死亡后的永恒不存在，而不在意我出生前的永恒不存在是站得住脚的。而其中的困难是，如何能找到这个重大差异，解释或提供合理的证据。
一个解释是，我死后失去了生命，但我出生之前什么也没失去，一个有损失，一个没有。老谢认为这不是一个恰当的回答。
一个事实是，出生之前，我没有生命，但我将要获得生命。
老谢想问的是： 为什么我们更在乎生命的损失，而不是生命的或得？为什么我们更在乎失去我们之前拥有的东西，而不在乎我们将会拥有的东西呢？ 这是相当令人费解的。
或许当代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对卢克莱修之惑的回答更容易让我们接受。其主要观点是，相比过去，我们更在乎将来。我们担心将来会发生什么，却不挂念过去。帕菲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简单概括一下。
想象你患上了重病，必须做手术。不幸的是，不能给你麻醉，你必须一直保持清醒。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手术。此外，我们又不能给你止痛药，因为那样你就无法告诉医生哪里在痛。在手术期间，你会痛得生不如死。手术结束后，我们会给你一种强效药，它会抹去你最近的记忆，你不会记得任何有关手术的事。
因此，你在医院时醒过来，问自己：“做完手术了吗？”当然，你不知道，你肯定记不得有过手术这件事。于是你问护士：“我做手术了吗？”她回答：“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了几个像你这样的病人，其中一些已经做完了，另一些安排在今天晚些时候做。我不记得你是哪一批了，让我去看看你的病历，一会儿就回来告诉你。”
她走开了，并会在一两分钟后回来。当你在等待她回来时，问问自己，你想要什么样的答案？你关心你是哪一批吗？你想自己已经做过手术了，还是还没做？还是你无所谓？
现在，如果你同意帕菲特的说法，那么你会说，我当然希望我已经做了这个手术，我可不想自己还没做手术。
这有什么意义吗？手术早做还是晚做有什么区别吗？无论什么时候做，你都要承受同样的痛苦和折磨。但是很显然，你希望手术做过了，而不是将要做。
帕菲特会说，事实显而易见：我们确实在乎。我们想让痛苦已经在过去发生，不想让痛苦在未来发生。我们更在乎未来发生的事，而不是过去发生的事。
得出这种结论后，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在乎未来的不存在，而不是过去的不存在了。所以，这也许就是我们对卢克莱修之惑的回答：过去并不如未来重要。
当然，帕菲特的例子并不能无懈可击地证明过去不如将来重要，也许还有其他解释，但我们仍然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解释。
尽管还有一些疑问，但在老谢看来，剥夺解释理论是正确的方向，它触及了死亡的主要坏处。 从根本上来说，死亡的坏处在于，当你死了，你不会再经历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死亡对你有坏处，正是因为你没有了你未死之时生命能赋予你的东西。
以前我也想过人为什么怕死这个问题，显然临死前的肉体痛苦不是主要原因，而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害怕失去生前拥有的东西——财富、亲人、快乐等。就像某些人开玩笑时说的：你要是死了，钱、房子、老婆、孩子都是别人的了。
所以，我对剥夺解释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一开始就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