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1-15
今天随便翻了下即将写满的一个记事本,偶然翻出来几页去年看唐小兵《再解读》时的读书笔记,摘下来一小段作为鄙人的黑历史保存一下。
对历史复杂性及文学生态的忽略源自对文本运作机制的高度抽象,这是新的洞见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盲点……再解读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缺陷和弊端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然而一种极具风险性的判定方式却在这个解释中被我们再次忽略,甚至可能在未来的研究中被惯性的放大造成负面影响。
“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既有极为丰富的内涵,而当我们试图用“反现代的现代性”来概括一个时期的文学时,其精确的含义和指向是我们必须明确的,这也是一个前提性的工作。“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描述的提出,源自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唐小兵在“代导言”里运用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了带有这种属性的大众文艺对市场经济及艺术自律后所暴露弊端的排斥。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以上两点同样极为排斥的,还有隶属于前现代的专制制度及其麾下文学。而延安文艺所体现出的这种文本运作方式及对“大众”主体的想象和歌颂,究竟是发自一种“乌托邦冲动与意识形态的结合”,还是仅仅作为一种话语策略用以对本来自足的文艺进行政治收编。对于这两者如何区分界定,显然在“代导言”及唐氏的其他分析论著中都没有被正面展开,但却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在追溯历史及其发生逻辑的同时,我们应不应该对历史进行反思;在想象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又应该采取怎样的姿态。
后现代思潮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立刻取得强大的意识同盟,并不仅仅在于对权威的解构和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的提醒,而是它在各方面迎合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 工农兵对精英启蒙话语的拒绝在新理论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现代性先锋派的乌托邦色彩,但这是否意味着对创作主体独立性的扼杀和对集权体制的歌颂也变得令人追慕。在这一点上,唐小兵所强调的固然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当这青萍之末已成风,我们却不得不对这种文艺形式作出基于“现实”的回应与反思。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