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杀功臣。这个问题，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来看是很清晰的。
赵匡胤怎么登上皇帝宝座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于宋太祖而言，兵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皇权等同，既然如此，他做“初一”，欺孤儿寡母上位，就难保别人不效法做个“十五”给他看。
赵匡胤的宰相赵普对这个问题看得就很透彻，对于向他讨计的宋太祖，赵普张口就来：“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赵匡胤于是在公元961年农历七月招来石守信、王审琦等开国功臣，采取赵普的计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人称“杯酒释兵权”。
唐后期以来，边陲重镇“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室”的尾大不掉的局面被赵匡胤兵不血刃一举收束，可说是极有谋略而又讲些道义的君主了。当然，史书对这等政治斗争的描写已经较实际情形弱化了很多，我们所见者，就如泰坦尼克号船员所见冰山，不过一角而已，但赵匡胤的做法相较于其他君王，的确要温和了许多。
由以上可知，所谓“杀功臣”，目的不过在于“杀掉”功臣手中的权力、兵力而已。对功臣进行肉体上的消灭，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相较于赵匡胤的处理办法，唐朝也算是较为温和的，但处理情形在实际上要复杂了很多。
众所周知，唐高祖李渊虽然很早就称帝，但不过做了两年的安稳皇帝，便遭遇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被逼宫，虽然对某些跟随他太原起义的开国功臣已经起了心思，时间上却来不及处理更多。李渊也非等到天下一统再处理功臣问题，刘文静虽有“元谋立功”，获唐高祖特许的恕其二死，却不过一年就被他弄死——当然，天下未定就大肆搞功臣是自投死路，刘文静、赵文恪之流不过是特例而已。
李渊是极有杀功臣的潜质的，不过他的这些想法还没化为实质性的行动，就已经被推下帝位，太原功臣集团大部分得以保留下来——这是李世民上位的一大麻烦。这里有一点要提一下，打击功臣对帝王而言，非一朝一夕之事，功臣集团往往势力巨大，操之过急，难免引发激变，这跟汉武帝以“推恩令”欺压诸侯王一个道理，不过功臣又与诸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推恩令”难以借鉴。
秦王李世民发动政变之时，手中的政治力量要弱于太子李建成，他杀兄弟、逼宫上位，虽也是身为宗室，却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既使得到帝位，唐太宗手中的政治力量也不如想象中来得强大，要处理太原功臣，还是力有不及。“玄武门之变”，也为唐太宗带来了唐初的第二个功臣集团，即以长孙无忌为首的策划政变的一帮子大臣。李世民在后来为帝期间极少对功臣集团下手，一来他需要玄武门功臣集团来帮他坐稳皇帝之位，二来，这些人也不是什么手握重兵的边陲大臣——政变能够成功，不过是因为在关键的部位发力得当而已。
当然，皇帝不杀功臣，也与帝王本身的气度胸怀有关。李世民、赵匡胤都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李世民开创出贞观之治，赵匡胤更是创下史上最为富庶的王朝，这胸怀、才情之广自不用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