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喝酒过多害了酒病,非常口渴想喝酒,于是向妻子要酒。
(他)夫人把酒倒掉,摔碎了装酒的瓶子,(夫人)哭着规劝刘伶说:“您喝酒太多,不是养生的方法,一定要戒掉啊!”刘伶说道:“那好吧,我自己戒不了,只有在神面前祷告发誓才可以把酒戒掉,请你准备酒肉吧!”夫人说:“就遵从你的意思办。”
(于是),她把酒肉放在神案上,请刘伶来祷告。刘伶跪在神案前,(大声)说道:“老天生了我刘伶,认为酒是自己的命根子,一次要喝一斛,喝五斗才能解除酒醒后神志不清犹如患病的感觉。妇道人家的话,可千万不能听!”说罢,拿起酒肉,大吃大喝起来,不一会儿便醉醺醺的了。
出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
原文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
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
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扩展资料
刘伶病酒出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
魏晋之际,人们从两汉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人格美被极大地高扬,主体的自我被认为高于礼法和名教。此时无论在人格审美上还是艺术审美上,都有一种重要的倾向,就是重神而轻形。
所以,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德行标准,不再是外在的功德名节,而是对人物内在的智慧、才情、风度的欣赏,人们追慕着一种心灵的深远无极、湛若冰雪的神韵之美。
魏晋名士的高扬主体人格,追求自由,注重内心的真实,不务实际,崇尚空谈,举止潇洒,行事率性,形成一种风尚,这就是所谓的“名士风度”。《世说新语》记载的,正是这些魏晋名士们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