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喝酒过多害了酒病，非常口渴想喝酒，于是向妻子要酒。
（他）夫人把酒倒掉，摔碎了装酒的瓶子，（夫人）哭着规劝刘伶说：“您喝酒太多，不是养生的方法，一定要戒掉啊！”刘伶说道：“那好吧，我自己戒不了，只有在神面前祷告发誓才可以把酒戒掉，请你准备酒肉吧！”夫人说：“就遵从你的意思办。”
（于是），她把酒肉放在神案上，请刘伶来祷告。刘伶跪在神案前，（大声）说道：“老天生了我刘伶，认为酒是自己的命根子，一次要喝一斛，喝五斗才能解除酒醒后神志不清犹如患病的感觉。妇道人家的话，可千万不能听！”说罢，拿起酒肉，大吃大喝起来，不一会儿便醉醺醺的了。
出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
原文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
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
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扩展资料
刘伶病酒出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
魏晋之际，人们从两汉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人格美被极大地高扬，主体的自我被认为高于礼法和名教。此时无论在人格审美上还是艺术审美上，都有一种重要的倾向，就是重神而轻形。
所以，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德行标准，不再是外在的功德名节，而是对人物内在的智慧、才情、风度的欣赏，人们追慕着一种心灵的深远无极、湛若冰雪的神韵之美。
魏晋名士的高扬主体人格，追求自由，注重内心的真实，不务实际，崇尚空谈，举止潇洒，行事率性，形成一种风尚，这就是所谓的“名士风度”。《世说新语》记载的，正是这些魏晋名士们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