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秦朝统治的残暴和秦末连年战争，西汉建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史载当时“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汉高祖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政治。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到了文帝、景帝时（前179—前141）继续“与民休息”，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刘恒，刘邦中子，高帝十年（前196）立为代王。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平定诸吕叛乱后，为了恢复政治局面的稳定，宗室大臣们经过反复慎重谋议，决心迎立“仁孝宽厚”的代王为帝，是为汉文帝，“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可谓是众望所归，刘恒在位凡二十三年。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公元前157年即位，是为汉景帝，在位十六年。
汉文帝即位后，结束了诸吕篡权所造成的混乱状态，在高、惠着力恢复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采取“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措施。
一、减免田租算赋。秦时，收大半之赋，文帝实行“减省租赋”。文帝前二年（前178）和前十二年曾两次实行减收“今年田租之半”，即由汉初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从文帝十三年以后直到他死前的十一年间，又下诏完全免收田租。景帝元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明文规定田租为三十税一，以后相沿不变。文帝时，算赋（人头税）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
二、减轻徭役。文帝二年下诏“务省繇（同徭）费以便民”，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改为“三年而一事”。同年诏令列侯之国，因“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令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可减轻关东漕送京师之苦。又可减少地方徭役、卫卒。景帝二年（前155），又将秦时十七岁傅籍为公家服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为二十三岁，是武、昭时事）。
三、提倡节俭。史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无所增益”。“损食膳，不听乐”，，欲建一座露台，召来工匠估算，需用黄金一百斤。文帝认为“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遂取消营建计划。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平时身着黑色厚缯，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四、重农抑商，人粟拜爵。文帝对发展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曾经多次发布诏令劝农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本”，“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具体办法是“驱民地着”，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严格户籍制度，不许迁徙。同时实行贵粟政策来打击商人、高利贷者对农业经济的破坏。他接受政治家晁错“贵粟”的主张。为了提高谷价，不使谷贱伤农，晁错向文帝提出“人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用粮食换取国家的爵位。晁错认为，这一办法实行后，边境和郡县的积粟（粮食储存）都可以得到充足保证，这样就有条件免除天下田租。人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可以暂时得到改善。
五、平狱缓刑。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沿袭秦律的严刑苛法。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人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元年下诏废除。又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联接），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妾愿没人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怜悲其意，下令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时又减轻笞刑。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但责大指，不求细苛，因此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及“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同悦）喜”，“犯者寡”之说。
大猩猩六、改革吏治，任用贤良。文帝主张用廉者、长者为吏，从中央到地方，从大臣到一般官吏，多用长者廉者为吏。文帝时大胆起用有胆识、有能力的新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张释之、周亚夫的任用。张释之，初以赀为骑郎，十年不得调。后因论述“秦失汉兴”显出其政治见解；面折廷争，执法不阿显出其政治品德而受到文帝赏识，被提升至廷尉，成为“天下名臣”。而周亚夫，原为河内守，为防备匈奴被任命为将军驻军细柳。文帝劳军时，见其治军严明，赞叹为“真将军”，临终还对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不出文帝所料，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即由亚夫平定。文帝还广泛吸收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参与管理政事，他即位第二年，即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以后又诏举贤良文学士，并亲览对策。他还防止宠臣弄权和外戚掌权。他任用贤良这就改变了一代吏风，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繁殖如此迅速，而粮价亦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国家已较富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帝、景帝在治理封建国家中是有业绩的。封建史家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司马迁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班固说“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楚罔疏阔”。司马光说“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其实质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长治久安而采取的一种调节政策，是地主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农民实行的一种权宜之计，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农民进行生产的要求，因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