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朝鬠，又名戴梦鸥，笔名林泉居，原籍浙江杭州。20年代中叶就在诗坛初露头角，到了30年代成为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派”代表诗人。其早期诗作受法国象征诗派影响较深，致力于在诗中表达某种意象。《雨巷》是其代表作之一，在语言的锤炼，象征词和比喻的运用上独树一帜。1938年5月，他从上海来到香港，居港长达11年之久，一直到1949年春才离港回内地，居港时间约占其生命历程的1/4。
戴望舒到香港后，由陆丹林介绍，主持了《星岛日报·星座》的编辑工作。他希望“星座”副刊能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天上的星星、港岸的灯光，“同尽一点照明之用”。确实，“星座”成为了群星汇聚的地方，连他自己都说，没有一位名家不在“星座”上发表文章。“星座”作为抗战文艺的重要阵地，为香港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星座”在他主持下坚持了三年半时间，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星座”易名为“战时生活”，由他和叶灵凤等合编。除了主持“星座”，1939年5月，他又与张光宇等合编《星岛周报》；7月，又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与徐迟、叶子健、冯亦代等合编英文月刊《中国作家》，是第一份向海外宣传的文艺刊物。1939年初，他与楼适夷、许地山、欧阳予倩等被文协推为香港分会筹备员，并于3月26日选为文协留港会员通讯处首届干事，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编辑委员，成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中坚分子。
1937年至1941年间，香港的政治气候特殊而微妙，在统一战线的旗号之下不断地有暗流涌出。戴望舒作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中坚力量，在文艺界显得异常活跃，不时周旋在左右翼文艺界夹缝之中。他既热心地向居留在香港的内地文化人约稿，又为援助叶紫的遗族而四处募捐。形势的恶劣，使他从以往的诗的狭窄情调中走出来，面对民族的苦难，唱出了救亡的新声。
1942年春天，日军在攻陷香港后，将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逐一逮捕审问。戴望舒也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狱中遭受几个月的酷刑折磨。后经叶灵凤托人营救，才得以保释出狱。出狱后，他住在叶灵凤家里，先是与人合伙开了一家书店，后来担任了《华侨日报·文艺》的编辑工作。除了这家副刊外，他还相继主持了另外三家报纸的副刊，即《香港时报》的“香港文艺”副刊，《香岛日报》的“日曜文艺”副刊，以及《新生日报》的“新语”副刊。其中“新语”副刊于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底出版。
戴望舒的诗先后结集出版的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其中《灾难的岁月》收入他在1934年至1945年间所写的共25首诗，除前面9首外，其余的全是他在香港期间的作品。在日军的牢里，他创作了著名的《狱中题壁》，这首诗写于1942年4月，一直被视为戴望舒的不朽之作，诗人对于祖国的拳拳之心，对于自由的深切渴望，以及对于胜利的百倍信心，都在这字里行间跳跃着。从这首诗还可以看出，诗人已经从过去的灰色和落寞人生的泥淖里毅然跨出来，从“血染的土地”看到希望，从苦难人民中感受到“新的力量”，从而展示了一种对于人生价值的肯定的乐观主义精神。
抗战期间，戴望舒在香港还做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整理文学遗产的工作。译诗和他的创作几乎是同步的。由于他精通法文和西班牙文，并得到“庚子赔款文化委员会”的翻译合约,他把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译成中文。这本书到1938年11月时已译了3/10，本来按他的估计，“大约尚须两三年”，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此译本一直没有问世。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选》和《苏联文学史话》等。
戴望舒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史料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于1941年1月4日，在《星岛时报》上开设一个“俗文学”周刊。该周刊以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为研究对象，相继发表了容肇祖、孙楷第、柳存仁、赵景深、谭正壁、吴晓铃、杨荫深、罗常培、冯沅君及戴望舒等的学术论文。戴望舒在这期间对于中国俗文学所作的考订工作，后来由吴晓铃编辑而成《小说戏曲论集)，于1958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