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问世以来，便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虽不时有禁。其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男女的喜爱，宝玉和黛玉偷读《西厢记》，就是最好的明证。这部杂剧在缺少爱情、更遑论婚姻自由的专制时代，之所以持久不衰、历久常新，首先是因为它表达了“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其次还因为，在剧中两个青年男女完成了身体接触，共赴了“巫山云雨”，实现了青年人的白日梦。一整体而言，张生在《西厢记》中，是一个温文尔雅、执着志诚、略带傻气的书生形象。他虽是一介书生，书剑飘零，但又是文章魁首。他凭着自己的英俊潇洒（外表的）和聪明机智（内在的）深深吸引着莺莺，并且也以此为资本热情而执着地追求着莺莺。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张生甘愿放弃功名，面对困难仍不屈不挠、毫不退缩，是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生远远不及的。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张生爱情至上的一面。普救寺拈香，莺莺首次见到张生，就叹“自见了那张生，便觉心事不宁”。这也只因“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莺莺是父亲在世之时，许配给舅表亲郑恒的。按封建常理，莺莺对张生应“非礼勿视”的，更不要说动了性情，心神不定。然而，这又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虽萍水相逢，但已经被对方的俊美外表所吸引。张生的“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也仅仅是吸引莺莺的一个方面。他首先为莺莺所注意者，还是他的才情。张生太湖石畔吟诗“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即景寄情，既抒内心寂寞、孤独的情怀，寄托了相思之情；又描写了眼前月色兼试探莺莺。全诗字句清新，情景交融，意境清幽典雅，以至莺莺赞道：“好清新之诗。”并不由和诗一首。正因这首诗，莺莺才有后文“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无人问”这样对张生的认知。如果说，长相俊美、诗才敏捷也只不过是一个优秀书生的本色，那么，张生解孙飞虎之难，却显示了危难之际，过人的胆识和才略。“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半万贼兵，卷浮云片时扫净”。也许是本性如此，也许是对莺莺志在必得，张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书生的镇静和从容，也使他赢得对莺莺母亲道义上的胜利。但是最终使莺莺以身相就的，恐怕还是张生为了莺莺先是“昼夜忘餐废寝，魂劳梦断，常忽忽如有所失”甚而要“就小娘子前解下腰间之带，寻个自尽”继而“卧枕着床，忘餐废寝，折倒得病似愁潘，腰如病沈”的表现。这样的痴心，这样的志诚，这样的“自我摧残”，深深打动了莺莺。总之，是张生外在的与内在的各种素质，使他得到了莺莺的心，也得到了莺莺的人。而“小生不往京师应举也罢”也一直被认为是张生把爱情看得高于科举功名的证据。二可是，如果我们把张生就定位于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那是远远不合《西厢》实际的。《西厢记》文辞之美，在元杂剧中，首屈一指。但它是不是写了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呢？我以为不是。它只是一个世俗故事，一幅市井生活图。张生可以看作一个有文化有良知而无势力无恶行的西门庆，他不足成为贾宝玉。爱情的产生，也许首先与外貌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应是双方心灵、性情的相近。我们如果把莺莺吸引张生的地方都找出来，就会发现张生对莺莺着迷的几个方面都是浅层次的。一是莺莺之美丽的面容。张生初见莺莺：“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着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则见他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边。”第二次见到，“踮着脚尖儿仔细定睛，比我那初见时庞儿越整。”“可喜娘的脸儿百媚生，兀的不引了人魂灵！”二是莺莺之美丽的体态。“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张生甚至对莺莺的脚，也表示了极浓厚的兴趣：“休说那模样，则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镒之金。”以至郭沫若先生认为张生有“拜足狂”，即“足恋”。①三是莺莺娇羞的神态。“他那里尽人调戏軃着香肩，只将花笑拈。”“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我死也!未语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四是莺莺婉转的语音。初闻其语，“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再闻莺莺哭拜，“哭声儿似莺啭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异性，首先为对方美丽的外貌所吸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对对方的注意只在这一点上，所谓“爱情”就可以怀疑了。我们再分析一下张生见到莺莺之后的渴求心理，就会明白张生对莺莺的追求目标。第一本第一折，初见莺莺，张生当然惊其为天人，张生的唱词是“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我们要注意这句话中的“饿眼”“馋口”二词，这是对异性体貌的一种生理反应，是一种占有欲望。相比较宝玉初见黛玉，“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那种缘定三生似曾相识宿命般的相见，与张生、莺莺有着质的不同。宝玉指向的是性灵，张生指向的是性欲。张生在普救寺借僧房温习经书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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