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提示：中国银行业收益到底高不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收益水平高低的判断标准：一是用什么指标指示收益水平；二是怎么判别收益水平高低。 高出多少倍是暴利行业 理论上，判别一个行业或企业收益水平的标准是资本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但这个指标在国内尚未形成，因此只能设定一个大家共同认同的标准。当前的指标是将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加以平均，模拟出平均资本利润率；以此为线，低于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为低收益行业，高于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为高收益行业。 然而，高出多少倍可算作暴利行业？这里，假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3倍是一个界限——理由是通常翻一番还不能说是偏离太大，但翻两番又显得偏离大了些，因而取其中间，翻一番半，即基准线的3倍。 据中国银监会披露的信息，2011年国内银行净利润10412亿元，比2010年增加2775亿元，同比增长36.34%。据上市公司（剔除ST、*ST上市公司以及尚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开信息和据此整理的统计数据，2011年四大国有控股上市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在18%～24%之间，同一时期实体部门的ROE在4%～18%之间，其中农业和公用事业的ROE不到10%，其他行业均在10%以上。 总体看，上市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实体部门，与2011年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1.26%相比，可算作收益偏高的行业，但离暴利行业仍有相当距离。 哪些因素提高了银行收益率 近年国内银行业的收益水平相对较高，从成本方面看，主要是成本收入比下降和减值准备减少。从收入方面看，主要是息差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较大幅度增加。 首先，成本收入比下降。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银行成本收入比总体呈降低趋势，16家上市银行平均成本收入比由2006年的39.79%降至2011年的33.01%。2011年，上市银行因为成本收入比降低而增加的净利润约为330亿元。 成本收入比反映了银行经营成本在经营收入中的比重，是反映银行赢利能力的一个指标。如果这个指标的数值下降，即使收入不变，利润也可增加。反之，利润就会减少。目前，银行的经营成本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工费用，另一部分是管理费用，两部分费用的比例大约为2：1。由于中国人工费用较低，银行的成本收入比普遍低于西方银行。 总而言之，因成本收入比下降而使银行收益率水平得到提高，其合理性是无可非议的。 其次，减值准备数量减少。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通常叫做拨备）是根据银行不良贷款数量提取、用来补偿不良贷款损失的资金。由于它是从税前利润中提取的，贷款减值准备与净利润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十分明显。随着近年银行管理的加强、资产质量的提升，所需提取的贷款减值准备也相应减少。如果按照2008年的不良贷款余额，以2011年的拨备覆盖率计提减值准备，则需多提3914.72亿元。从“不减即增”的角度，也可看作是银行收入的增加。 减少减值准备是提高银行收益率的有效措施。减少减值准备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降低拨备率，另一种是减少不良贷款数量。如果依靠降低拨备率来减少减值准备，会降低银行补偿非预期损失的能力，不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因而不可取。但如果是因为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减少了不良贷款数量、进而减少了减值准备总额，显然有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 近几年，国内银行减值准备数量减少，依靠的正是不良贷款数量的减少，其合理性也是不言而喻。 再次，中间业务收入的增加。目前中国上市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14.39%，相对发达国家银行40%以上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并不算高。不过最近3年，中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较快，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相应也较快，年均增长已达到42.87%。2011年，中国上市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增加了1154.15亿元，由此增加的净利润约为580亿元。 中间业务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例如结算汇兑、资金托管、代理保险、代卖基金、咨询服务等。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银行业务范围拓宽的良好趋势。由于中间业务多数表现为各类收费业务，令人极易对此提出质疑，但若因此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和“乱收费”画上等号，显然是片面的。 目前银行开展的各项中间业务中，如结算、汇兑等传统业务，其收费标准已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趋于合理，总体也不可能出现太大的偏差。银行的某些代理业务，如代售基金、保险等，因为是与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进行的合作项目，收费对象也是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收费标准则是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 近几年发展起来的银行投行业务，收费标准有证券公司作参照，加之竞争比较激烈，不可能太离谱。只有投行业务中的咨询服务一项，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银行作为企业资金的主要提供者，站在资金供需对立面且贷款利率难以抬高的情况下，极易出现“借道”咨询服务收费，变相额外收取一部分利息的情况。这种中间业务收费显然是不合理的。 但据统计，银行的咨询业务费收入占中间业务收入不足10%，按照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银行收入2%计算，假如不合理的部分占中间业务收入的20%，其在银行全部收入中的比重就将占到0.4%。 最后，银行息差收入增长。2011年中国上市银行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约659773亿，同比增加约89943亿，由此增加的净利息收入约为2172亿元。按照2011年银行净利润和净利息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计算（下同），增加的净利润约为1091亿元。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大约80%左右的收入是净利息收入，包括存贷款息差收入和债券息差收入，其中存贷款息差收入约占2/3。息差收入的多少取决生息资产的规模和息差水平这两个因素。生息资产规模增长是息差收入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总体上看，存贷款和企业债券的快速增长，某种意义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实行经济刺激政策的结果。2011年息差进一步扩大，提高了20个基点，就与从紧的货币政策有关。资金供给紧张，必然促使息差更形扩大，这是宏观调控导致的必然结果。这里需要指出，2011年货币政策已经从紧，大量的收息资产其实是之前几年猛放贷款的结果。 还要说明一点，在存贷款利率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管制的情况下，银行在利率确定上的话语权十分有限。所以，银行存贷款利息差的高低并不取决于银行。因而在资金运用时，银行要用不合理的咨询费来转移部分利息；在资金来源上，银行又要用收益水平较高的理财产品来吸引资金。正是这种变通的做法，降低了存贷利差对银行净利息收入的影响。 综上所述，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银行经营管理的加强，2011年银行取得较高收益，基本面是合理的，与宏观调控的大环境相关，没有理由加以指责。而对同时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包括贷款的过度发放和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尽管不是主要的，则必须加以纠正。 用政策消除“不合理”因素 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在收入和利润分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别，是导致少数银行收益水平高于一般银行的重要原因。这包括： 第一，成本收入比的要求不同，导致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成本和利润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差异很大。目前，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具有统一标准，一般要求控制在35%以下，而其他商业银行相同性质的比率要高得多，使这些银行能够有更多的钱用于成本开支，其中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员工个人的收入。 第二，员工费用增长所受限制不同，导致不同类型银行的员工收入增长水平存在很大差别。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按不超过净利润增幅60%的比率确定，其他银行则普遍高于这一比率。导致成本费用中关于员工收入部分的增幅出现很大差别。 第三，利润分配中，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分红比例高于其他商业银行。在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中，其经营利润的35%～40%都上交给了国家。而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很大一部通过各种途径分配给了银行员工。 上述差异，背后有政策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沈炳熙为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高弋君为汇金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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