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人口最高峰值即将到来。不知大家对此消息作为感想？ 尽管实行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和人口结构的特点，中国人口总量仍在不断窜升。庞大的人口给中国环境和资源这根已经绷非常紧的弦又增添了新的压力。其实不仅是资源和环境，就业、交通、住房、教育、医疗，哪个方面不是被庞大的人口压得喘不过气来？ 更可怕的是人口包袱的重压不仅存在于现在，还将一代代地延续下去。中国人口的结构原呈三角形，处于底层的是数量庞大的幼儿和青少年群体。经过多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的人口结构已经逐渐向纺棰形过渡，再过若干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将转变为倒三角形，其顶部是庞大的老年群体，适龄的劳动人口将变得十分短缺，那时的中国仍将面临严重的人口压力，只是表现形式与现在相反罢了。又要再过多少年，中国人口才会回到正常的、科学的结构状态，只是那一天不仅我看不到，恐怕《在线》上一些朋友都无缘看到了。 可以说，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被人口问题折磨和纠缠的历史。中国抗战时全国人口是4.5亿，1956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也不过6亿。要是建国之初就实行计划生育，又何至于弄到今天这种狼狈不堪，而且还要祸及子孙的境地？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人口问题是怎样造成的？ 从上个世纪走过来的人都会记得五十年代“人口论”与“人手论”的之争。建国之初，新中国广泛宣传苏联的“母亲英雄”（我至今还记得隔壁学校放映坝坝电影前播放的幻灯片中那些“母亲英雄”的画面）。何谓“母亲英雄”？系指女性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大量生育后代。前苏联执行这项政策有其自身的原因。前苏联是世界第一资源大国，资源丰富，国土辽阔，但可惜人口太少，二战中又损失了大量人口，前苏联出生率又极低，这更是给苏联的人口灾难雪上加霜。迫于这样的现实，前苏联奖励“母亲英雄”是完全适合自己国情的。就资源与人口的比值来说，中国与前苏联差距实在太远太远了。如果按人均占有计算，“地大物博”的中国就成了资源小国。如果不对人口加以控制，中国就会出现可怕的人口灾难。为此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早在建国后不久就提出了著名的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早在1960年读初中时，我就全文拜读了马老这部巨著。可惜的是马老的诤言却与当时最时髦的理论相左。建国之初，全国广泛宣传的不是计划生育，而是苏联的“母亲英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指出：人是人世间第一个可宝贵的。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可这个不识时务的马寅初，竟然用资产阶级的“人口论”反对无产阶级的“人手论”，公然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教导，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马寅初便成为“资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的典型，不仅个人受到打击，而且他的“新人口论”也成为举国上下攻击的靶子，被“批倒批臭”。 但仅仅过了十多年，中国就感受到了人口的巨大压力，被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即马老当年提出的人口控制计划。至此，可以说“人口论”与“人手论”的争论应当分出了胜负。好笑的是当时的中国人一方面要推行马老提出的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说当初对马寅初的批判完全正确，绝不允许为“新人口论”翻案。这倒让我们很生动地想到这样一个情景：人们一面悄声警告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们千万不要说出“皇上什么也没有穿”这句话，一面又一个比一个提高嗓门赞美道：“啊，皇上的新衣是多么美丽啊”——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皇上其实什么也没有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为马老及他的“新人口论”平了反。可惜的是这几十年间因“批马”而来到世间的数亿超生人口，又能把他们“平反”到哪里去？ 与人口之争有异曲同工妙的，还有四川的“双季稻玩笑”。四川是全国有名的产粮大省，可是在文革中，四川却变成了缺粮大省。城市居民定量粮本来不高，但文革中已经无法保证按原定量供应了，于是每到年末就不得不用红薯按一比四的比例顶替米面配给居民作为口粮。后来连红薯都难以保证，堂堂的产粮大省竟然不得不吃起了外省支援的粮食。年长的朋友一定记得当年吃东北玉米面的经历吧。城里的居民还算是幸运，而农村里生产粮食的农民，却连用玉米面填饱肚皮这个口福都没有。当时农村实行的是“卖余粮”的政策。从字面上看，所谓“余粮”，应是留足自己的口粮后剩下部分。可事实上是农民自己吃的才能叫“余粮”，因为他们首先要完成的是“公粮统购”。而完成了“公粮统购”后余下的那点粮食哪能哄得了肚子？于是本来是生产粮食的农村，却成了最缺粮的地方。缺粮怎么办？农民便成群结队地进城找粮。其方式之一是买城市居民的“搭伙证（相当于粮票，但不能在成都市以外流通）”，其价格就是黑市上的粮价减去城市商品粮的价格；二是用鸡蛋、蔬菜和其它农副产品与城市居民换搭伙证。这有当时黄口小儿的童谣为证： 乡巴佬 进城来 脚上穿的是烂草鞋 手头lao（lao，汉语拚音，意为拿）的是毛白菜 问他一声卖啵卖（啵，四川南路话，意为不，系小儿故意学说农民的土话） 啵卖啵卖——tiao米的（tiao，汉语拚音，意为换） 但鸡蛋及蔬菜毕竟有限，没有鸡蛋及蔬菜的时候，农民便成群结队地进城排队买凉粉（指米凉粉，因为米凉粉是大米做的，填饱肚子的功能比其它蔬菜有效得多）。 有人要问，为何一个产粮大省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原因很简单：全因当时的“双季稻玩笑”（由一年种一季水稻和一季小麦或油菜，改为种两季水稻和一季小麦或油菜，即由一年两熟改为一年三熟）。 我的印象中，四川种植双季稻始于1958年，当时有一首歌就是这样唱的： 为啥能有双季稻 是不是出了两个太阳 …… 那时是否种双季稻，全由农民做主。但是到了文革，种不种双季稻就上升到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高度：种也得种，不种也得种。 强迫农民种双季稻，是哪位领导在办公室里拍了一下脑袋想出来的已不可考，但我相信这位仁兄或贤弟完全是出自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可惜的是自然规律比个人的意志更强大，不管这个人如何权高位重。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地处长江以北的四川大部地区气温不可能达到种植双季稻的要求，造成还在水冷刺骨的时候就不得不播种早稻，以至于早稻大面积烂秧。晚稻则更糟：到了扬花的时候，四川早已是绵绵秋雨，以至于田里的所谓晚稻，看上去极像是一堆低矮的稻草。在上述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强迫农民种双季稻无疑是一场灾难，这倒是让人生动地想起“大跃进”中到处泛滥的“五风”中的两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 双季稻造成恶劣后果是如此地无可争辩，极像是“太阳是从东边出来的而还是从南边出来的”一样根本无须争论。居庙堂之高的领导可能不知道，但下层的县、区和公社的干部们（当时没有乡的编制，乡已被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取代）要是不知道就太荒唐了。可是一个有一亿多人（当时重庆尚未直辖）的大省，当年又有谁敢反对双季稻？全省农村各地都只能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布置的双季稻指标。当年出差途中，我曾在火车上遇到一批农村干部，他们在车上大声武气地商量如何对付上级的双季稻任务，其方法是把最贫瘠的田用来种双季稻以完成上级规定的指标，而最好的几块田则用来种单季稻。这可能是农民唯一能够使用的抵制双季稻的方法了。 １９７６年，随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巨变，四川的“双季稻玩笑”一下子戛然而止，困扰了四川多年的农村缺粮瞬间便成了历史。现在人们经常听说的，倒是“卖粮难”这句话。 说了这些话，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又在翻历史的旧帐。是的，“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更不应把历史的错误揪住不放。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如贫富对立、理想崩溃、官员贪腐等等。当这些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有些人便幻想以回到旧体制的方式来解决。旧体制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情景？回到过去真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我写出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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