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鼎中原
出自《左传》，春秋时楚庄王北伐，并向周天子的使者询问九鼎的重量，大有夺取周朝天下之势。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熊旅借伐陆浑之戎(今河南嵩县东北)之机,把楚国大军开至东周 的首府洛阳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即位不久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去慰劳。庄王见了王孙满,劈头就问道:“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言外之意,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王孙满委婉地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义的有无,不在乎鼎的大小轻重。”庄王见王孙满拿话挡他,就直接说道:“你不要自持有九鼎,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足以铸成九鼎。”面对雄视北方的庄王,善辩的王孙满先绕开庄王的话锋,大谈九鼎制作的年代和传承的经过,最后才说:“周室虽然衰微,但是天命未改.宝鼎的轻重,还不能过问啊。”庄王不再强求,挥师伐郑,以问郑背叛楚国投靠晋国之罪。“问鼎中原”这个典故,就是这样得来的。
2.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是“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 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少数民族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值得后人纪念和效法的杰出历史人物。
3.优孟衣冠
典故《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有一个叫孟的杂戏的艺人常以谈笑旁敲侧击地劝说楚王。楚相孙叔敖死后，儿子很穷,孟就穿戴了孙叔敖的衣冠去见楚庄王,神态和孙叔敖一模一样。庄王以为孙叔敖复生,让他做宰相。孟以孙叔敖的儿子很穷为辞,并趁机对楚王进行规劝,庄王终于封了孙叔敖的儿子。后来就用"优孟衣冠"比喻假装古人或模仿他人。
4.朝秦暮楚
关垭位于湖北省的竹溪蒋家堰镇和陕西省的平利县长安乡交界处。亦称关垭子。距竹溪县城20千米。因昔在此设关卡，故名。现古堡残碉犹存。垭口海拔710米，西北－东南走向，长40米，高5米，宽7米，两侧属泥质石灰岩，北侧山岭海拔854米，南侧山岭海拔955米。汉白公路从垭口通过。历为军事要地。关垭两山夹峙，一线中通，横亘南北，形如一个马鞍，它的前方是正南面，连接着山宝寨；它的北面即马尾巴处，连接着擂鼓台。自春秋以来长期为兵家必争的战略隘口。这从竹溪县人民政府在此立碑文可知，云“秦楚边际山脉绵延陡峭，此地隘口成要塞，两山对峙，一道中通，称关垭。”且“关垭城堡为竹溪县周边六处楚长城城堡遗址之一”。于是，这座被当地人称为“边墙”或“垱城”的土石建筑，经传媒称之为“楚长城”流转开来。 据有关资料记载，楚长城始筑时间应为公元前688年(楚文王十年)楚伐申国(今南阳市北部)、邓国（今襄樊）之后开始修筑的。据《左传》记载：楚成王十六年（前656年），齐攻楚，两军对垒之际，楚将屈完对齐桓公进言，“楚方城以为城（城墙），汉水以为池（于是齐桓公知难而退，两国讲和)，”这个历史事件也佐证了当时楚长城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据此可知楚方城至迟始筑于春秋早期。楚长城的位置，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它的西头出河南的邓县，往北经内乡县，过湍河，经郦县故城北，达翼望山，复向东沿伏牛山脉，经鲁山县，叶县，往南跨过沙河经方城县直达泌阳县，直线距离总长308千米。另一说楚长城自湖北竹山县（明成化十二年即公元1476年析竹山地置竹溪县）跨汉水至河南邓州市，往北经内乡、镇平、南召，折而东抵鲁山、叶县，往南经方城县直达泌阳县，直线距离总长近400千米。又因其顺伏牛山脉之山形筑成，以其走向曲折如“方”，故名方城。楚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修筑最早的一条长城。 到底那一说接近事实呢？事实上，楚国依托伏牛山、桐柏山及方城（楚长城）的屏障，构筑起楚国北部的坚固门户，从春秋早期直至公元前312年的三百七十余年间，虽纷争互有胜负，但中原诸侯国始终未能攻入方城。不过，此时秦楚间的互动关系大体上友好，楚国也没必要在陕鄂边界修长城以御盟国。及至公元前312年后秦楚交恶，双方在今鄂陕一带实施拉锯战，虽互有胜负，但楚国也没有能力和时间在缓冲地带的山脊上修筑这么一道城垣。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战国时期楚国防御秦国军事最前线，新近发现的位于今丹江口习家店镇青塘村古寨城遗址是汉江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楚国最大的军事城堡。据考证，古寨城修建在公元前350年左右，似应为楚军事指挥所也可佐证。故这座被当地人称为“边墙”或“垱城”的土石建筑，不是楚国为抵御秦国的侵犯而修筑的防御设施。当然也不是所谓的“楚长城”了。 但根据对城墙风化程度判断，这道边墙建筑年代距今不会久远。查清代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荆襄郧数地白莲教起事，是为修筑边墙之因。据严一青于嘉庆五年七月十五日呈陕西巡抚《修筑边墙禀文》称，陕鄂边墙的“修筑之法，垒石为堵；无石之处，始用土筑。俱上为堵堞，下削城身，高或丈余、或七八尺不等。其间有通大路之处，俱修筑城门，以通出入；小路僻径，概行挖断。惟冀筑成之后，当可同心固守，以保无虞。” （嘉庆六年《白河县志·寨堡志附修边墙》）严一清所述之法与我们所见的陕鄂边墙的建筑形制完全吻合。据此断定：今陕鄂边界的所谓“楚长城”遗迹实乃清代嘉庆五年建造之防堵白莲教军的边墙。 有必要说明的是，关垭却是名副其实的“朝秦暮楚”之地。可以想见，处于秦楚夹缝中或者说是缓冲地带的关垭，由于处于战争的最前线，战争时常残酷而激烈。血泊中，秦人早晨占领了关垭内的楚地，但是晚上，楚人又夺回了失地。如此反复，使得居住在关垭一带的原巴国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朝秦暮楚。据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当秦军打来的时候，就插上秦国的旗子，穿上秦人的衣服。晚上楚军打来，则换上楚国的旗子，穿上楚人的衣衫，如此而已。这难道不是原巴国百姓一种生存的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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