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字塔型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

如题所述

人口转变过程之所以长期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在于它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人口变量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内生结果;另一方面人口变量又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口转变过程也是同样,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年龄结构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
一、人口转变与年龄结构的变化
经过20多年的计划生育努力,中国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数年低于10‰,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人口再生产类型既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反过来通过一系列渠道影响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结果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接受基础教育年龄人口比重将会缩小。幼儿年龄组人口比例的变动与老年组人口比例呈现一种互相消长的态势,即劳动年龄组人口比例相对稳定,随着老年化的进程,幼儿组人口比例相应降低。而这部分人口会相继转移到较高一级人口年龄组即基础教育年龄组中,因此决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础教育年龄人口的比例也倾向于下降。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稳定中略有增大。16~59岁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到1999年已提高到63.2%。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一个时期,直到老年化进程对人口年龄结构的效应超过这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才会趋于下降。
第三,人口老年化进程迅速,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按照一般的定义即60岁以上老人超过10%作为老年化社会的标志,大约在1994年和1995年,中国开始进入老年化社会。由于传统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的底座即幼儿组人口已经变窄,进而将缩小少年儿童依赖组(6~15岁)人口的比重,形成了向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结构基础,老年人口比重将持续提高。另外,预测表明人口转变趋势将继续。
第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呈现少儿年龄人口比重减小和老年化加快的趋势。但是,城市和农村在上述两个主要人口结构变动上的进展处于不同的阶段:城市与农村相比,更具有未来的人口结构特征;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略有提高的同时,城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已有下降趋势;城市老年化进程快于农村。
二、老年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面对中国日益加快的人口老年化进程,许多人担心会因为抚养负担加重减缓经济增长,从而降低经济福利水平。具体针对中国的特殊问题来说,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简单地对人口老年化的增长效应持悲观态度。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相对于人口过程,经济增长具有更为明显的中近期变化特点,而一些宏观经济波动现象,其短期含义更突出到几乎与人口结构变化无关的程度。对于一个转轨过程中的经济来说,经济增长的源泉是非常多样化的与可变的,并不必然受到人口变化的制约。
其次,与老年化进程同时,在21世纪初的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增加可以缓解老年人口比重上升造成的负担。实际上,无论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结构变化轨迹,还是对21世纪人口结构变化的预测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始终相对稳定,老年人口的增加与少年儿童人口的减少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或者说前者造成的负担可以部分地为后者减少的负担所抵销。
第三,经济增长的诸种源泉并不依赖于人口年龄的变化。一般来说,引起经济增长或决定经济增长绩效的因素包括两种常规要素:(1)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投入,这取决于以往的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水平。在过去改革开放的20余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国内资本的积累还是外资的引进,都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在21世纪里,中国经济中不存在实质性物质资本积累障碍,后者将足以支撑经济增长。(2)可供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和就业水平,除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这还取决于人口总数、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丰裕的国家,劳动力数量在可以预见的期间内不会构成增长障碍。
所有上述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都是可以改善和增进的。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还有赖于两种非常规要素:(1)体制改革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机会,取决于改革开放的继续和深化。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成功,以及改革的不可逆转性是非常明确的。以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会产生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2)人力资本存量与利用,取决于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从整体来看,中国的教育、卫生以及营养水平相对低下,可以改进的余地很大。鉴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的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
三、疾病流行模式变化及其挑战
人口转变类型与疾病流行模式有密切的联系。一般的规律是,随着人口转变类型向低出生率阶段过渡,在一个社会占主体地位的疾病类型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中国逐步进入低出生率的人口转变阶段,其占主导地位的疾病流行模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并且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十分接近,而大大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形。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营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障程度,直接从生理学角度影响着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而间接从经济学意义上影响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许多研究不仅揭示了健康与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给出了在什么范围内健康状况改善余地更大,从而产生正的生产率效应。例如,一系列实证研究都表明,健康状况对成人存活率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存在着一个可以用人均收入水平表示的拐点,即超过一定的收入水平,健康状况改进的余地小,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微不足道了。我们假设低于拐点收入水平的人口都有通过改善健康状况提高生产率的潜力。通过粗略地推算,全国尚有8亿左右的人口,有潜力通过改善营养、医疗卫生从而改善健康状况,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推进经济增长。
中国能够在新的世纪继续其过去2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人口转变的新阶段既为基础教育的发展和质量提高提供了机会,也对健康的进一步改善提出了挑战。抓住机会和应对挑战,有赖于从人力资本积累的三个支柱上进行一系列改革与建设。相对于其他领域来说,教育体制和卫生体制的改革迄今是滞后的,包括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尚未完成。因此,在新的世纪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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