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面的吧，对项羽分析的很有独到之处
项羽。钱钟书在《管锥篇》第一卷中这样分析：“‘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理学，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正因为项羽性格复杂如此，人们在解读《项羽本纪》时，便产生了一些误读的现象，尤其是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更是作了错误的判断。如高中语文部编教材教学参考书就给予许多的否定词语：不善用人，不听臣言，骄傲自大，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放虎归山，导致楚汉战争的失败等等。上海高中语文教材H版所选《鸿门宴和涪关宴》一文，更是通过项羽释刘邦与刘备释刘璋的对比，轻易地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作了否定评价：“当时，楚霸王项羽不听从范增的劝告，在宴会上轻易地放走了刘邦，最后落了个自刎乌江的下场，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也作此论。郭兴良、周建忠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上册）就有这样的字眼：“项羽头脑简单，缺少谋略……”“因骄傲自大，缺少政治头脑而又不听臣言，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被迫自刎乌江……”可以说，大多数史论家几乎众口一词认定项羽鸿门释刘是一个战略抉择的错误，埋下了最终失败的祸根，鸿门宴是项羽由辉煌走向人生末路的转折点等等。
产生上述误读，原因很多，除了项羽自身性格复杂的因素外，还同根植于人们心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观念有关。项羽因为最终失败，人们才把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贬得一钱不值；设想一下，假如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项羽，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也许鸿门释刘成了项羽的一则美谈。其实，细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虽然对项羽的失败表示了惋惜之情，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也有微词，但司马迁从头至尾没有否定项羽在鸿门宴放走刘邦的行为，也没有肯定放走刘邦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尽管鸿门宴结束时，有范增骂项羽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将为之虏也。”但这只能作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佐证，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否定项羽的根据。纵观《史记》，司马迁对范增这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越俎代庖、不顾大局、气量狭小的谋臣并无多少好感。
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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