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世界太浮躁，世界对我说是你的心在浮躁，我摇摇头，只想呐喊以泄内心之郁闷。
在《呐喊》的自序中，鲁迅先生说过，回忆可以使人欢欣，但有的也不免使人寂寞，但唯有痛苦不能使人忘却，这便是呐喊一书的来由。但何为痛苦的记忆，是父亲生命垂危时药石无医的无奈，面对中医骗子的愤恨，到底还是在画片上见到若无其事地欣赏被日军砍下头颅示众的中国人的看客，呵，都是强壮的体格，麻木的神情。
那时的中国除了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以外，大多数的人还是目不识丁，在最基础的温饱都没满足的条件下，追求精神上的开化就是痴人说梦，他们活在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所构筑的囚笼里，周围铜墙铁壁，一但触碰，必定会撞的头破血流，久而久之，他们愚昧无知的程度，简直是令人毛骨悚然。
可以试想，在_战争后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外来文化不断侵袭，此时的中国，没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积贫积弱，因此，鲁迅先生说，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首推是文艺。
鲁迅先生的前一句话我是不予认同的，因为任何人无关他的身份，职业，信仰，阶层，贫富贵贱，生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理应永远地被尊重，被珍惜。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愚昧无知的人是可怜的，但他们又都是可恨的，但精神是一个人内里根深蒂固的存在，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要想连根爬起谈何容易？所以我很认同鲁迅先生将畸形的人性作为治疗的首要任务。
鲁迅的呐喊具有张力，五四运动将矛头直指中国的旧制度和旧文化，但是只令少数的知识分子思想上进一步解放，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的影响还是聊胜于无，仔细反思，这个矛头指向的还有误差，因为无论任何制度，任何思想，它都是人这个主体所制造出来的，所做出的任何改变都应该紧紧地贴合人性，从人性出发。制度的变迁虽难，但比起人性的变迁还是容易太多，只要人性不变，任凭你是全盘引进西方的制度也好，还是独立摸索本国的旧有制度也罢，悲剧仍是会不断上演，甚至愈演愈烈，因为你永远低估了人性的破坏力，他总是能够超乎想象。
从狂人日记中，我看到狂人挣扎于被吃的恐惧中，终日恍恍惚惚，人们生活在那个吃人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像野兽一般，只待他人放松警惕，便一口将其吞没，尸骨无存，他们的内心残忍无情，麻木不仁；在药中，他们用革命者的鲜血去浇灌馒头，并将它奉为拯救生命的“圣物”，他们或有陡然一试的无可奈何，亲人病入膏肓的走投无路，却更是有愚昧无知的神灵观，自私地利用他人生命，令人发指；在阿Q正传中，我看到一个可怜却又可笑的人，他把自己当爷爷，把别人当孙子，被人打到吐血却还是不知悔改，独创的“精神胜利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他自轻自贱，“以各种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又愉快地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胜，便愉快的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他的精神胜利还体现在与小尼姑的恃强凌弱之上，他会永远感受到胜利的得意，他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另外还有被封建科举残害的面目全非的孔乙己，他迂腐，但又自命清高，自高自大；这些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不强大，并不正确，强大到去发现封建社会，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正确去理解自己和他人行为的畸形与可恨，他们自身就像是一潭毫无生命力的沼泽，对外界落进的任何东西都照单全收，表面污浊与腐臭，并无思考与判断的能力，“从来如此，便对吗？”此时的他们迫切地需要构建起一个新的内心世界，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面对痛苦生活的内心世界，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明辨是非的内心世界，一个帮助他们对明天有所期待的内心世界。而此刻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的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创报刊，翻译西学，提倡民主与科学，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本没有自己固有的内心信仰，与神灵有关的内心信仰自然被定义为封建迷信，而外国则不同，他们信奉主的力量，无论在如何困难的时刻，他们仍然会相信灾难会过去，因此他们的抗打击能力很强，对未来的期许仍使他们具有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动性，而此时中国人只在封建迷信的迷雾了兜兜转转，丧失感官，这就是知识分子想要去帮助他们构筑一个充满希望的精神时间的原因。
鲁迅曾感叹道：民族劣根，难治啊！他那妙手回春的疗救之术，确实能够在黑夜中拯救无数人的灵魂，但还会让一些顽根残留下来，雷抒雁曾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贫穷曾恶毒地嘲笑着文明，精神享受还是与物质有关。在当今社会，满大街的药店琳琅满目，书店却寥寥无几，名著的价格一降再降却仍无人问津，而娱乐八卦的书籍却炽手可热，国民精神方面仍是急需疗救，要真正实现精神上的富足，整个民族的新生，仍是任重而道远。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先生已去，希望后人呐喊会更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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