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意识的开放建构
鲁迅作为思想文化战线的“散兵”，其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其贡献也是方方面面的。本章着重研究鲁迅晚年思想中一个鲜明的亮点，即他在1934年6月提出的
拿来主义的主张，这是鲁迅在中外文化交流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从20世纪初期在东京弘文书院翻译
雨果的《哀尘》开始，在为中外文化交流作了整整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以后，鲁迅终于在晚年写下了著名的杂文《拿来主义》，精辟地阐明了拿来主义观点，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作了一个响亮而明确的总结，从而形成了鲁迅所特有的、具有明显超前意识的开放建构，至今都为后人所折服。
拿来主义是大家熟知的。然而人们对拿来主义的理解却还有很多分歧的意见，更谈不上对它的认识已经终结。本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要经过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像鲁迅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其作品和思想都有异乎寻常的深度和丰富性，对他们的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像剥
蚕茧似地一层一层剥下去，最后往往还得承认我们只是接近而不是把握了他的思想核心，任何一种新的见解的提出或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都不是研究工作的终止，而只会激起研究者们新的强烈的兴趣。对拿来主义的研究也是这样。直到目前，还有一些研究者怀疑拿来主义的确定性和完整性，害怕“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会产生不良后果。还有的同志只注意了在吸收外来文化理论上
毛泽东和鲁迅的见解一致之处，忽略了他们理论上的差异，甚至把鲁迅1934年提出的关于大宅子的比喻，仅仅当作毛泽东在1940年
《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论述的一种诠解，而不注意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独创性，这样的理解显然显得狭隘了一些。鲁迅拿来主义的精辟之处在哪里？他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论和实践的独创之处是什么？在
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和世界接轨”成为当代的一个响亮口号的时候，对鲁迅的“拿来主义”观点作一番重新的思考，对曾经感受的一切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返观，就很有必要了。下面就拿来主义的前提、
对立面和目的这三个方面，来阐述鲁迅这一思想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研读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为他的鞭辟入里、深沉蕴籍的分析方法，老辣峭拔、幽默隽永的语言风格所折服时，不得不承认，能给我们留下最难以忘怀印象的是下面的一段话：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鲁迅的话是那样明快犀利： 拿来的前提“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这里，并没有什么需要掩饰、调和的地方。于是，就有一些好心人为此而忧心忡忡了：“离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不管中国今天的国情，随便地乱拿来，能行吗？”在这些同志看来，鲁迅的话已不怎么确切、不怎么完整了，非要在这“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上面加一些限制、规定一个框框不可了。
其实，要肯定拿来主义的意义，要正确估计它的独特价值，关键之处大约正在这“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对待外来文化，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
帝国主义，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毛泽东强调的是“批判继承”，将批判放在第一位，经批判以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而鲁迅主张的是“拿来主义”，先占有，然后再挑选，这两者的着眼点显然是有区别的，这正显示了两位伟大人物的不同风彩。将他们比较孰高孰低并无多大意义，但否定他们对外来文化选择上的理论差异，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其实，鲁迅的这一思想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25年的
《看镜有感》中，对此就讲得很明确，他对我国汉唐时候国力的雄大极为赞赏：“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鲁迅在此还用了一个类似“大宅子”的比喻：“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只要是食物，我们就可以吃；只要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无需思索，绝不介怀，这是鲁迅拿来主义观点的重要前提。鲁迅的这一独创性思想，很值得引起后人的重视。将鲁迅的中外文化思想说成是“全盘西化”，显然是误解和歪曲；但如果回避或忽视了鲁迅“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的主张，我们所面对的恐怕也不是真正的鲁迅。
为什么凡是外来文化都是可以拿来的呢？这首先是因为凡属文化，即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一部分。社会物质生产是有历史连续性的，而作为同一定社会物质生产阶段相适应的文化，也总是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的。任何文化，即使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归根结底都包含着人类文化的积淀，都蕴蓄着
人类文明的因子。
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新时代中建立的新文化，就必定是吸取了人类以往一切文化的结晶。正因为如此，鲁迅认为，即使是敌人，也是可以学习的。就说日本吧，在30年代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然而鲁迅在文章中曾多次赞赏
日本文化，指出日本的国民性确实很好，“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接着，又将日本和中国进行对比：“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本书引论中提到的鲁迅在《今春的两种感想》的演讲中的一段话，初看起来，似乎是有为
日本军国主义开脱之嫌，但实际上鲁迅在这里并不是对日本军人杀中国人这一具体事情的评价，而是在此表达了鲁迅一贯的日本观，同上引的有关日本的论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从早年留学日本起，鲁迅就对日本人“做事认真”的国民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藤野先生》中，对藤野先生主动查阅自己的听课笔记、订正学生绘图中的不确切之处的认真态度，倍加赞扬；晚年他同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谈话更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于是我又想到日本的八千万人民。日本人的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接着，鲁迅提出了向日本学习的命题：“那认真是应该承认的。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鲁迅知道，在当时两国交恶的情况下，“似乎还不是说的时机；不过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说不可的。”而鲁迅1933年在北京的演讲，同样是将日本同自己的祖国进行对比，从而辛辣地讽刺了中国人“招牌一挂就算成功”的陋习。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一封信中说：“此地学生们是正在大练义勇军之类，但不久自然就收场，这种情形，已见过好几次了。”其精神同上述话是一致的，打中了中国人做事“马马虎虎”病痛的要害，这实际上是真正爱国主义的表现，对此是不应该有误读的。就在写《拿来主义》后两个多月，鲁迅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又指出了日本的另一个长处：“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鲁迅所概括的日本人做事“认真”和“会摹仿”两个优点，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当年鲁迅针对某些人对此悻悻然还特地指出：“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这就是说： 做不做奴才与学不学他人长处是两回事，满口爱国而实则崇洋媚外、满身国粹而骨子里却奴性十足，这样的人是大有所在的。
也许有人会说，鲁迅所说的是日本的长处，当然是应该学习的，但如真是有毒的帝国主义文化，是不是可以“拿来”呢？回答仍然是肯定的。鲁迅明确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如果人民的体魄十分康健，有了辨别的头脑，那么即使是有毒的帝国主义的东西，介绍过来，供分析比较之用，也是有益的。“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 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由此可见，那种唯恐“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会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带来不利影响，搞了许多禁条、许多避忌的做法，实在是一种神经衰弱的表现，是一种对自己的事业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鲁迅自己就是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的实践上的典范，即使是有毒的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而是“拿来”以后，经过一番改造制作功夫后，将其“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如众所周知的尼采哲学，以超人哲学著称，极端强调个人主义，将希望寄托在伟大和天才人物身上，认为只要天才人物出现，社会也就活跃起来了。瞿秋白认为： 即使是在鲁迅的青年时代，尼采哲学也“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映，他们要用超人的名义，最‘先进’的英雄和贤哲的名义，去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说一切群众其实都是守旧的，阻碍进步的‘庸众’”。瞿秋白的论断是否完全合理，我们当然还可以讨论，但尼采的思想，过分地强调只依靠少数人，我们将它们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范畴，大约是不会错的。因而，如果把尼采哲学简单地当作唯心主义或反动哲学一脚踢开，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但青年时代的鲁迅，却将尼采哲学拿来，吸收其合理的内核，给予脱胎换骨的改造，终于将他的某些思想转化为构成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希望出现大彻大悟的先觉者来唤醒沉睡中的民众，高呼“今日精神界之战士安在”，其来源正在于“超人”哲学。又如，《铸剑》中黑色人嘲笑“同情”之类的观念的一段话：“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也明显地受到了尼采的影响。尼采的超人哲学从图强精神出发，反对一切“慈悲”、“同情”、“怜悯”、“善”之类的说教，认为这些只是一种“经过伪装的恶”，往往是一个“可怕结局的序幕”。而鲁迅却将此改造运用，使黑色人的话成为一篇彻底的反抗宣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运用拿来主义观点的极好的范例。
也许以鲁迅对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作品的借鉴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阿氏在苏联被认为是颓废的虚无主义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他的作品曾受到高尔基的严厉的批评，苏联文艺界一贯对他持否定态度。鲁迅也说：“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是，鲁迅并没有放弃对阿尔志跋绥夫的借鉴。他在1920年前后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阿氏的作品，翻译了《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等作品，并写了序跋，作了公正的评价。鲁迅为什么偏爱阿尔志跋绥夫呢？他从中“拿来”的又是什么呢？首先就是阿氏小说的写实主义引起了鲁迅的兴趣，他在前面所引的同一文中指出：“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又赞赏了他的作品是“如实描出”，塑了“时代的肖像”。我们知道，鲁迅对现实主义标准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他仅对《红楼梦》作过“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赞词。从“如实描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阿尔志跋绥夫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了。其次，是阿氏小说中出现了众多的愚昧、麻木、落后的群众形象，而那些为了许多不幸者而在奋斗着的改革者，将一生最宝贵的东西去做牺牲，其中的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中提出的改革者和群众的隔膜问题，同鲁迅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药》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在翻译和介绍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之后，鲁迅既在《故乡》、《阿Q正传》等一系列作品中揭露了国民的麻木不仁、愚昧无知；又在《孤独者》等小说中写出了觉醒者的不幸： S城中沉默空气竟使魏连殳无地自容，连大良、二良这样的孩子也寻魏连殳的开心，其中所表达的痛苦之深刻是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显然，鲁迅从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中也是拿来了有益的营养的。
人类文明中确实有许多奇特的现象。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一旦实现了博大胸怀和无畏胆识的同构，他就可以从宣传“超人哲学”的哲学家和颓废派作家的作品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如果对尼采和阿尔志跋绥夫，只强调批判，批字当头，就会将他们完全弃之于人们的视野之外，而鲁迅如果不从他们身上吸收了什么，他也许不会成为我们所知道的那个鲁迅了。只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先拿过来，然后才谈得上挑选，继而消化和吸收，这就是鲁迅拿来主义观点独创性意义之所在。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可能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对此不必惊慌失措，更不必来个急刹车，只要多做一些挑选工作就是了。在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右的倾向当然是错误的，而对拿来主义的任何限制则更是不必要的。
将外来文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之后，当然不是什么都可以用上的，而是是分清主次，区分良莠，“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在挑选和使用的过程中，要有坚定的主体意识，“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坚持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又发表了一系列独创性意见，并批评了不少与之对立的观点。
关于拿来主义的对立面，人们一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提到的“关门主义”“送去主义”上，这当然是正确的。对“孱头”、“昏蛋”、“废物”的批评，大家也已经说得很多。但我认为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论者还很少触及，即鲁迅在挑选外来文化的原则上强调了不是为了守旧，而是为了前进，不是为了保持原状，而是为了成为新人；在使用上当然要“以我为主”，但又不是“万物皆备于我”。这样，鲁迅的批判锋芒针对了比“关门主义”、“送去主义”更虚伪、更危险的封建顽固派的“中体西用”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特殊光辉。
自1840年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虽然有林则徐这样的有识之士开始将眼光放到世界上去，魏源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是，清王朝起初一直是采取了“关门主义”的对策，关起门来一味地抱残守缺，以抵制西方文明的冲击；在帝国主义前面卑躬屈膝，妥协求和，甚至将大好河山也采取“送去主义”，以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同帝国主义交手几回后，清政府渐渐地知道“子曰诗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后来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了策略上的改变。到了洋务运动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已不一概地反对西方文化，而是允许将西方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拿来了，他们仍然抵制的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特别害怕民权、平等、民主、自由等思想。在这方面，洋务派头目张之洞就扮演了一个牧师的角色，他提出了一度曾相当时髦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他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政府制度，都只是“器”和“用”，而不是“道”和“体”，“道”和“体”还是中国纲常名教的圣人之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文。”张之洞曾虚假地表示，他并不反对变法，说“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但坚持“体”不能变，“用”是可以变的。在《劝学篇》中，他提出，开矿、看报、译书、练兵、科举等等，都是可以变更的，他甚至赞成一些无关宏旨的资本主义式的政治经济改革；但是，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是不能变革的，对于维新派涉及政权问题的开设议院的主张，他就大加刁难，认为绝对不能实行。“中体西用”论实际上是用根本不变的假变法来抵制真正的变革，当年严复就嘲笑这是将马的四个蹄子加在牛身上，使“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
以，要真正实现拿来主义，引进外来文化，真正引导中国同世界接轨、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深入批判这种已经深入骨髓的“洋务派”封建官僚的观念，它具有巨大的欺骗性，严重地影响了在中国引进外国文化，使得在我国进行任何政治上经济上的真正改革都成为不可能的事。而鲁迅的“拿来主义”同洋务派的“中体西学”论是截然不同的。他在贯彻拿来主义观点的同时，还大致上从四个方面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作了批判。
一是指出封建顽固派引进外国文化的偏颇。他们认为中国是天朝大国、中央之国，有万古不变的圣人之道来治理，便将任何洋思想、洋学说均拒之门外，绝不接受资产阶级的精神文明，而只引进“声光化电”之类的物质文明，甚至只是将享受堕落的奢侈品拿进来。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 统治者“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即是说，他们所主张的，多半只着重于物质文明，这原本也不是不可以，但实际上他们吸取的是物质文明中最虚伪最偏颇的东西。接着，鲁迅就明确指出： 不少人实际上是“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在提出“拿来主义”观点后半年，鲁迅在《花边文学·奇怪》等文中，讽刺了那种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追求享乐的恶劣现象：“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穷奢极欲的享受腐化，当然离不开现代文明，哪一个中国的统治者会放弃这一点呢？“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他们一概照收不误；而大宅子里存放着鸦片，他们便欣欣然蹩进卧室，大吸起来，一群姨太太，当然也是不会让她们走散的。
二是揭露封建统治者向西方资产阶级吸取统治和镇压人民群众的方法。如果说，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强调学习西方是为了反抗西方，不失为抵抗侵略的先进思想；那么，“中体西用”论就是在封建政体上点缀一点西方资产阶级创造的科技和军事技艺，用外国人的“船坚炮利”来保护和巩固封建制度。正因为如此，张之洞的哲学提出来后，为历代反动统治者所赏识，成为清王朝的御用哲学，连顽固派的头目慈禧到晚年也不反对向西方学习一些统治办法，就是她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流亡西安期间，于1901年1月29日宣布变法，准备采取“新政”措施，表示要改革军制、取消科举、调整机构、裁减冗员；后来甚至还派了载沣等五大臣出洋到欧美、日本考察新政，发出“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将西方学来的立宪制作为对付人民的以退为进的手段。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揭露了其实质：“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慈禧所推行的立宪制，并未触动封建制度的实质，实际上只是变换了统治方式，让更多的暴君骑在人民头上，于国于民毫无好处。这一类“西方文明”，鲁迅是坚决拒绝接受的。在《伪自由书·电的利弊》中，鲁迅还感叹竟然因为电，使得被压迫者受苦、丧命，揭露了上海的“文明人”利用西方科技文明对付反抗者的罪恶。
三是摧毁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这就是“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的奇谈怪论。在这个精神支柱的支撑下，张之洞们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教之原本”，甚至以阿Q“我先前比你阔，你算什么东西”的态度，胡说什么外国的科学文化，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过的，西学是秦代战乱期间流传出去的，墨经是光学之宗，句读乃西语之祖，等等。结论是“讲西学必先讲中学”，以免先入为主，被西学迷失了方向。针对这种谬论，鲁迅在《阿Q正传·恋爱的悲剧》一节中就作了嘲讽，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鲁迅在一系列杂文中，更是对封建文明道德作了最猛烈的抨击，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同时还辛辣地嘲笑了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鲁迅认为，这些将中国封建道德视为圣旨的伪君子，即使学一点外国文明，也不过是“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为了彻底摧毁这个精神支柱，鲁迅还借用了外国作者和作品中有益的东西。1924年，鲁迅在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后，在其中的《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的译者附记中说： 此文“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但我看除了开首这一节攻击旅馆制度和第三节攻击馈送仪节的和中国不甚相干外，其他却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鲁迅认为： 以精神文明自诩，这是中国人病痛的要害，从日本的这部著作中，也是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鲁迅还发出警告，如果再不摧毁封建顽固派的这个精神支柱，那么中国的希望就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
四是发出了敲碎中国封建主义这只黑色大染缸的号召。由于封建文化在我国盘根错节、无孔不入、极其顽固，它具有对外来文化巨大的溶解和销蚀能力，先进的外国文化到了中国也不顶用，“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这也许是封建势力对付外来文化最厉害的一着，因而鲁迅断言：“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重大的社会动荡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利用西方基督教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更明显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但是，由于落入了中国这只大染缸里，西方文明产生不了实质性的作用，中国并无明显的社会进步。十月革命带来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面貌为之一新，然而由于封建意识的腐蚀，在20世纪中期，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竟然也沾染了封建的遗毒，其影响至今还远远没有消除。想到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就会感到鲁迅关于“黑色大染缸”的警告是多么正确，鲁迅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批判，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深刻的意义。